林毅夫：6%-6.5%经济增长目标背后的信心

　　记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1个年头，一个发展中大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再出发。面对前所未有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看到挑战和困难容易，看清机遇和前景不易。很多网友都很关心，作为改革先锋的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林毅夫：先从挑战说起。主要有三点：

 

　　一是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发展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老办法不管用了，改革必须全面深化。40年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绩，最重要的是我们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照搬西方理论公式和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一直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做法，前者维持稳定，后者激发活力。

 

　　西方世界一直希望中国按照当时的国际主流经济理论来改革。这个主流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是价格由市场决定，企业必须私有、自负盈亏才会对价格信号做出正确的反应，所以，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同时政府必须平衡预算才能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恶性通货膨胀。当时国际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要成功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把市场经济必需的所有制度安排一次性做到位，也就是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一次落实到位，把计划经济中政府的各种干预全部取消。但实际上，按照这个思路改革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却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现在看起来，在改革开放之初推行“老人老办法”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很多国有企业所在部门资本很密集，不符合我国当时人均收入水平，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不靠政府补贴就很难生存，但是，这些企业雇佣许多工人，当时政府继续给补贴，是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所必须。发展到今天，情况变了。原来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快速积累，由极端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很多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由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的性质由“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改革就必须与时俱进予以深化，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把原来的扭曲和干预都取消，在资源配置上“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一句话，双轨制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必须坚持改革毫不动摇。

　

　　二是全球经济还没有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发达国家并没有从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危机之前长期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3.5％。现在来看，美国的复苏状况是最好的，但去年的增长速度也只有2.9％，今年可能降至2.5％，2020年，有人预测会继续跌到2％。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速，从2008年以后就在1.5％上下浮动，日本从1991年以后就在1％上下浮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好，国内各种激烈矛盾容易爆发，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容易抬头，出现逆全球化倾向。这些都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对外经济带来很多困难。

 

　　三是中国发展引起西方世界紧张。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的经济规模也已经达美国的60％以上。经济是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美国想要维持自己的霸权，就会制造各种障碍来打乱我们的阵脚。

 

　　以上是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需要看到，任何变局都是“危”和“机”同生并存。我们的机遇仍然很多——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比较大、增长空间也比较大。自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以上。我相信，把我们的发展潜力用好，保持定力，自己不乱阵脚，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年实现6％~6.5％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2.看矛盾困难：“硬骨头”一直都有，关键是抓住主要矛盾，找准改革突破口

 

　　记者：中国已经踏进改革深水区，面对着很多难啃但必须啃的“硬骨头”。“深水区”的路怎么走，哪些问题应特别重视？

 

　　林毅夫：我个人认为，不要怕啃“硬骨头”。“硬骨头”不是今天才有，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在啃“硬骨头”，如果过去的改革真是那么容易，其他的转型中国家也应该和我国取得同样的成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啃硬骨头”。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对待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改革的定力和发展的信心。有定力，该改的地方要改；有信心，要看到自己的机会在哪里。同时，还要对症下药。现在我们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有短期的问题，有长期的问题；有周期性的问题，有结构性的问题。例如，转型还没到位带来的问题，像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等等。

 

　　今天的国内外学界存在一种倾向，只要看到中国经济下滑，就把原因归结到机制体制、中国道路。其实不然。认识自己可贵，但不能一出现问题，就全揽到自己身上。当前我国经济下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外部性、周期性问题的原因也推到体制机制上，那么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客观分析当前的问题。对于外部性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于周期性问题，要有缓解措施；对于体制机制问题，就要分清轻重缓急，抓住最紧要的矛盾一步步有序解决。只要这样做，中国维持合理增长速度、提升发展质量，是完全有可能的。

 

　　3.看增速下滑：今年状况会比较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记者：被视为“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最重要动力来源”的中国，2018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加速下滑。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这一现象？

 

　　林毅夫：关于这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我认为是有的，但都是长期问题，无法解释突然间的变化，也无法解释其他金砖国家以及东亚、东南亚出口比重高的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经济体同样经济增速下滑，且下滑幅度都比我国大的事实。我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更多是周期性和外部性问题。

 

　　发达国家未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减少了进口，影响了我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出口增长。金融危机后，很多发达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那些项目已完成，但国家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影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困难确实有，但并非不能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但真正推行的国家很少，我国则推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3年的努力，重点行业供求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

 

　　对于2018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加速下滑，我倒并不悲观。我觉得今年状况会比较好，因为前3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阶段性任务已完成，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接下来的重点在后两项。对于“降成本”，企业所得税大幅下降，投资的积极性会提高；对于“补短板”，我国很多产业处在中低端，往中高端发展的空间很大。当前强调“稳就业”，对现有产业升级改造，这就需要投资，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相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新动能将不断涌现，会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较好的机会。

 

　　4.看预期和潜力：一棵树能长多高，外部因素很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基因

 

　　记者：前瞻未来要有长远眼光。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潜力？

 

　　林毅夫：经济增长的潜力，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优化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大多已在世界的技术前沿，实现产业升级就要通过自身付出高额成本进行发明创造，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可以通过引进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具有“后来者优势”。

 

　　从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的发展情况看，他们平均保持每年3％~3.5％的增长速度；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4％的增长速度，这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发挥了“后来者优势”。当前，我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还存在很大的人均收入差距，在许多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还有巨大的“后来居上”优势。

 

　　我国产品在技术水平上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厅中，发达国家有的产品我们也有，但他们的售价要高出我们好几倍，原因就在于技术、质量比我国高。这说明我们还有可提高的空间，可通过购买专利、购买机器设备、招商引资的方式把技术“引进来”。

 

　　这种方式我们已经用了40年。提升的空间有多大？要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少。我认为，从2008年起，我国还具有20年达到年均增长8％的潜力。2008年中国内地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1％，这个比例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7年的韩国。这些经济体随后都以8％~9％的速度增长了20年。这就意味着我国如果拥有必要的内、外部条件，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增长潜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考虑的是供给侧的可能性，实际能增长多少则还取决于需求侧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需求减少就降低了经济增长潜力。好比判断一棵树能长多高，决定因素是基因，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等外部因素并不决定其潜力。

 

　　从需求侧来看，外部需求可能会比较疲软。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而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撑经济发展，不仅增长速度慢，还积累了股市泡沫，埋藏了爆发危机的风险。而我国内部在消费、投资两方面的增长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因此，我们要把有利条件用好，维持一定的投资率。有投资增长，就会有就业，家庭收入就会提高，消费也会增长。

 

　　虽然当前外部环境不好，但只要我们充分挖掘有利条件，维持较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营造有利环境，从而改善我国改革发展的外部条件。

 

　　5.看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只要思路对了，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可能

 

　　记者：今年两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说，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网友想知道，如何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与贡献？

 

　　林毅夫：首先，中国过去十年，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以上，也就是世界市场增长的30％以上在中国，未来很可能仍将这样。现在世界上最缺的就是增长，这是中国给世界各国的增长提供的机遇。

 

　　其次，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与我们有同样的追求，都希望国家快速发展。虽然愿望强烈，但成功的例子非常少。根本原因还是在思路上，也就是治理理念的问题。因为二战后虽然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在发展理念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参考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比照自己缺什么；或者看发达国家能做好什么，自己也照做。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客观条件，但又简单地以之为例，难免造成“南橘北枳”的困境。

 

　　与之相反，中国的经验与理念始终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此，中国的成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底气——只要思路对了，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可能。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启发：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不是一味对标发达国家，而往往是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只有这样，积小胜为大胜，才能一步步发展起来。现在有些发达国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这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不好；但如果发展中国家思路对了，发展起来了，会给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和发展机遇，解决了就业问题，发达国家的人民就会有比较好的预期，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市场就会变小。

 

　　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理应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作出相应贡献。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也做了不少事，但效果不好；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往往更愿意为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改善投入，这不能说不重要，但不是关键问题。发展中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如同我们所强调的“要致富先修路”。“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以形成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带来发展新机遇。

 

　　路修好了，能否发展，取决于产业发展情况，而成功国家的经验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开始的。二战以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都是抓住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创造更多就业空间，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型。随着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我国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势必会“抱团出海”转移到国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洲国家可以“筑巢引凤”，抓住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摆脱贫困、实现繁荣。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现代制造业，没有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行的，但是单纯靠市场难以解决基建投资方面的问题。从世界银行部门设置的情况来看，二战以后，基础设施部门是其最重要的部门；但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当时认为投资的问题可由市场解决。2008年我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时，基础设施部门已经消失了。在这方面，中国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提供基础设施项目与投资资金，更重要的是提供发展理念，即把有效的市场之手和有为的政府之手结合起来，实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愿景、新格局。这应当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