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兼顾长期目标，又要渡过短期困境，这正是中国决策者眼下面临的最大考验。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中国经济仍处于转轨换档的下行通道中，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外部不利因素加大，中国要做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GDP增速甚至会破6%的长期准备；但重拾刺激政策决非良策，只有改革才能走出困局。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指出，越是这种时刻越需要保持政策定力，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再走大规模投资老路，应聚焦于扩大民生和给企业减负，货币政策也不能再放水。解困之道只有加快改革，包括财政、土地、户籍等领域改革，真正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中国要改变过去调控经济的思路，经济一下行就要刺激，短期刺激可能加剧长期的结构失衡。这些年的结构失衡都与过去的政策有关，尤其是2008年期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地方融资平台借款投资。”王小鲁称。
他解释，中国的宏观调控思路需要明确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面临具体问题时可能会把这句话忘在脑后，遇事就要干预，其实经济波动本来就是市场调节机制在起作用，通过减速使供求恢复平衡。
“如果政策着眼点就是不许经济下行，不让市场合理调节，会导致问题更严重。经济走势应基本由市场决定，尤其是以前的政府干预出了问题，自然出现下行。合理的政策只能适度减缓下行冲击，不要认为政府能主导经济走势。”王小鲁说。
他指出，过去积累下来的结构失衡突出表现在投资过度、债务过高、投资效率下降，要给市场一个调节的时间。若为保短期增长，再用刺激政策，货币放水、扩大政府投资，很容易导致失衡加剧，使未来面临更大困难。
中国7月主要经济数据全面走弱，不仅工业、消费均低于预期，投资增速更创出纪录新低，显示在金融去杠杆和贸易战阴影下，宏观经济持续承压，未来或面临更大压力。
解决之道唯有加快改革
王小鲁表示，中国当前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杠杆率一直没有降低。靠货币政策放水难以解决结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除了支持合理的基建投资项目外，重点应放在改善民生、启动消费、减轻企业负担。改革的关键还在于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外部压力也可能是好事。现在要有GDP（增速）破六的思想准备，短期破六甚至更低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是长期增长能否维持，能否恢复增长动力。这就需要把握合理的节奏，继续化解金融风险，并把改革放在第一位。”他说，希望外部压力能转变成内部改革动力。
他指出，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半年会体现出来，明年可能更明显。这两年经济下行可能难以避免，如果牺牲未来保现在，结果会更糟。而接受短期下行的现实也需要政府有所有作为，包括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改善民生，加快推进户籍改革和土地制度等改革。“若下定决心推动改革，两三年后经济形势有望明显改善。”
王小鲁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可做的内容很多，但重点不应是政府投资，而是改善民生启动消费。虽然中国近两年在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有增加，但较之世界平均水平而言，这方面支出仍然偏低，很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例如两亿多农民工未能在城市安家落户，公共服务不均等。
“近几年户籍改革有成效，但相比于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进展还是太慢，五年来城镇非户籍人口总量只有轻微的减少，基本问题仍未解决。”他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8.5%，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31.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9.9%；与上年同期相比，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上升14.2个百分点。
7月末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下，首次提出六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亦突显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外围环境有变的大背景下，“稳字当优”仍是现实选择，而微调的政策着力点也更强调精准靶向。
尽管中国官方对宏观数据的表述是“尚好，仍在合理区间”，但聚焦于小微实体经济时，资金链的紧绷及人工成本上升等，显然更令人心焦。
王小鲁表示，宏观政策一定要把握分寸。中国目前整体融资环境不利于非国有企业和小微企业，要解决的是体制障碍，让小微企业有融资途径。仅靠放水恐怕难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相反还会把房地产泡沫炒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责不是干预经济，而是为市场经济服务，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要让市场发挥调节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去影响干预市场行为，这需要政府转变执政理念，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最需要做的是确保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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