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凯兰•高塔姆的人很可能会误以为他精通中文。在刚结束不久的博洛尼亚童书展上，你总能看到他在一群中国出版人中谈笑风生，听着中文的他频频点头，但后来才发现其实他并不会中文。
凭借着对中国的了解，高塔姆称自己对中文有着“神奇而强大的猜想能力”，大多数情况下他总能猜到对方的意思。
高塔姆从不掩饰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会唱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喜欢临摹中国书法，时常在微信上和中国朋友们分享心情，甚至还调侃自己的体型就可以说明对中国美食的热爱。
这个高大黝黑、总是挂着一脸灿烂微笑的尼泊尔出版人，出生在一个和中国渊源颇深的家庭，他的父亲曾作为尼泊尔编辑家协会主席多次访华。
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出版事业，如今他已经成为尼泊尔甚至南亚地区推广中国文化的关键人物。
记者：中国出版人对尼泊尔出版业和图书市场还缺乏深入了解，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高塔姆：尼泊尔的图书市场很小，即使是与中国小城市的图书市场相比。虽然中国与印度都是尼泊尔的近邻，但尼泊尔文学，尤其是儿童图书，受印度的影响更大。
所以我一直致力于通过图书出版将中国文化推广到南亚地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将原本的习惯完全改变。但如果将高质量的图书推广出去，一定会有读者阅读。
除此之外，尼泊尔儿童并不像中国儿童那样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尼泊尔民众的购买力很低，也很少将图书作为礼物赠与儿童，所以我需要降低图书在尼泊尔的售价。比如，同样一本图书，在中国的售价为50元人民币，在尼泊尔的售价需要降到20元人民币，这是很困难的。虽然尼泊尔的市场很小，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通向南亚市场的大门，不过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
记者：我们了解到，你与中国的交往从父辈就开始了，其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高塔姆：我的父亲在1972创办了这家公司，从那时起我们便一直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所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许多中国媒体的朋友来我家参观。很多时候他们都从白天待到晚上，甚至在我家把酒言欢。那时我们也经常参加在新华社和中国大使馆举办的活动。
2005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桂晓风访问尼泊尔后，我们之间的纽带更加坚固了，双方展开了多次代表团互访。
直到2015年，我们更专注于报纸和杂志出版，除了交流活动之外没有太多的合作。但当我将公司的重点转移到图书出版上之后，我们会持续与中国出版社寻求更多合作。
记者：近年来，你与很多中国出版企业都开展了合作，具体有哪些侧重点？
高塔姆： 2016年以来，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图书出版当中，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已经同中少总社合作出版了多部图书，包括《我的日记系列》（Bug Series for kids）、《一起来读毛泽东》（Lets Read Mao Zedong）和《少年读马克思》（Karl Marx for Youth）等，下一阶段还将计划出版《萌萌鸟系列》（Wawa Bird series）等。
我们与五洲传播出版社也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合作出版了历史读物：《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尼泊尔的故事》（You and Us: Stories of China and Nepal），该书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我们在南亚市场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西藏的图书，例如《“点”读西藏》（Tibet from all Angles）、《西藏宗教》（Tibetan Religions）、《西藏艺术》（Tibetan Arts）、《西藏民俗》（Tibetan Folk Customs）和《西藏文学》（Tibetan Literature）等。
此外，我们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合作也十分成功，曾与人大社合作出版了王义桅教授所著的《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同30多家中国出版社达成了合作，包括明天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大连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黄山书社等。2018年，我们计划继续出版百余部图书。
此外，我们还正在与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商务印书馆进行合作，共同出版南亚版本的《汉语世界》杂志。
过去几年间，我们还一直积极参加多场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举办的书展和研讨会，包括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期刊交易博览会、“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贸易洽谈会等，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助力。
记者：为了落实这些合作，你打造了一支怎样的团队？
高塔姆：我们的编辑和翻译团队不仅雇用尼泊尔人，还聘请了相关的中国专家。我们认为，培养年轻人与听取老一辈的意见都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确实也将这两个理念落实到了实际行动中。
目前，当代出版公司的翻译团队由具有几十年翻译经验的专业译者组成。由资深记者Devendra Gautam担任领队，团队成员包括尼泊尔文学界的传奇人物，如Rochak Ghimire、Ganubaker Poudyal、 K.p Gautam、Janardhan Dhungana、Narayan Upadhyay、Umesh Kumar Ojha、Ken subedi、Aneesh Malla、Saroj Dhakal、 Bal Kumar Nepal和Kiran Gautam，以及尼泊尔顶级童书作家Kartigya Ghimire。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参与了当代出版公司过去几十年的出版工作。
由于翻译任务越来越多，我们的翻译团队已经实现了与由Saurav Dhakal领导的年轻专家团队的重组，将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与拥有四十多年经验的老译者结合起来，寻求全新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刚刚租下了1526平方米的场地来建设新闻博物馆、研讨会大厅、培训中心、中文编辑室等，并计划成立“当代媒体和研究中心”（Current Media and Research Center）。
记者：你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那么中国文化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高塔姆：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和尼泊尔两国间，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活动，唯一的障碍就是语言。但学会中文并不意味着了解了中国，你了解的只是中文这门语言。
2007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过去十年间，我一直关注中国文化，也亲身进行了探索、见证和体验。
中国人在清明节祭奠先祖，尼泊尔人也有类似的节日，这些都是优秀的文化。
我正在计划编写一本对比中国与尼泊尔文化的图书，介绍我们之间相似的传统文化活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此我总是喜欢和我的中国朋友开玩笑，询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关注西方文化，但其实自己的文化中已有类似的节日。
我有非常多的中国朋友，虽然我不懂中文，但我可以猜到他们谈论的内容。我喜爱中国音乐，其中最爱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还会唱这首歌曲。我也喜欢中国书法，经常在业余时间临摹，曾亲笔为与外研社合作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一书题写封面。口说无凭，我的体型就可以说明我对中国美食的热爱。
记者：在你看来，无论在出版还是其他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尼泊尔提供了哪些机会？
高塔姆：尼泊尔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一个特殊的纽带。三年前，当我们遭受毁灭性地震灾害时，中国是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甚至当时在这里度假的中国游客都参加了救援。在那次灾害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对我们的友爱。
我认为，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尼泊尔这样的小国有着巨大的助益。他不只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是向全世界敞开怀抱。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惠及全世界。尼泊尔已经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发展大有益处。
记者：结合多年的交流与合作，你对于中国出版的海外开拓有哪些建议？
高塔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在更加关注图书“走出去”的推进，这是很好的事情。
在习主席提出颇有远见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出版业实现了巨大的发展。我认为，接下来中国出版人需要向世界介绍更多的中国作家，因为目前还只有少部分中国作家拥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只有作家为人熟知之后，才能推广其作品。
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政府支持项目在推动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不久前我收到过一封邮件，发件人是一家我不认识的中国出版社。邮件中说他们得到了政府的补助，需要我们出版20种图书给他们，如此我们则可以共享获得的补助。我对此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一直在尽我最大努力，通过出版图书来推广中国文化，但仍有极少数出版社借此敛财，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完善的交叉检查机制。
此外，很多时候中国出版商会单项输出自己认为很好的内容，但实际上并不对市场的口味，这主要是由于对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市场需求、文化差异、宗教特点、消费层次等缺乏了解。
另外，对定价、版本形式、销售对象和渠道也存在定位不当的情况。所以，有必要对内容和版本形式进行把关和校正。
记者：对于下一阶段的出版及合作重点，你有着怎样的计划？
高塔姆：一直以来，我的目标都是借助书籍在南亚地区推广中国文化。截至目前，我们已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图书，涉及文化、小说、传记等很多方面。
上个月，在第55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中国作为此次书展的主宾国，带来了多达300人的参展团队。
此次书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的童书出版，接触到了很多经典的中国童书和著名作家、插画家。目前我更加关注童书出版，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投资童书意味着投资未来。同时，我们也需要培养尼泊尔儿童阅读的习惯。
我与中国出版商的良好合作已经持续了多年。近期我十分忙碌，基本每周都会和中国出版社推出一本书。今后我希望自己可以为尼泊尔读者提供更多好书，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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