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质变”

 

　　上海证券报发表宏观经济评论人周子勋文章表示，可以预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创新创业，并推动创新创业向更高层次升级等，依然是不变的政策指向。 

 

　　在此基调下，积极发展实体经济，是当前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必然之举。如果说过去我们的重点是重视速度、强调规模，那么今后的经济建设重点则从重规模转向了重质量，谋求高质量的发展。如果说过去重视经济总量和财富总量的增加，那么今后则更注重经济和财富的分配。如果说过去重视经济发展的结果，缺乏市场规则与监管，那么今后则要重视规则体系，使中国市场成为更有规矩、有正向激励与淘汰规则的市场。 

 

　　文章分析，看最新数据，10月驱动中国经济的关键行业增长有所放缓——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6%，较9月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国有企业的生产指数回落1.3个百分点，降至53.4%。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低于9月55.4%的峰值。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5%，比9月的峰值回落0.9个百分点；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5%，较9月回落2.6个百分点，但依然位于荣枯分界线以上。这表明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水平发展的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10月进口表现良好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总体乐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质变”，新旧动能转换在加快。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比2016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超过80%，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增速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快0.6个百分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实体经济有效发展，制造业成为支撑工业增长的主动力，产能利用率不断回升。此外，今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9%，比第二产业高12.8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4.5%，比上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百分点。 

 

　　当然，这个“质变”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今年前三季度经济保持了6.9%的可观增速，但衡量中国经济的关键指标明显减速，比如铁路货运量增速大降（从7月的17.7%降至9月的9.2%）、重卡销售增速大降（从9月的91%大幅降至10月的32%），发电耗煤增速大降（从9月的24%降至11月初的-8%），地产销量增速转负（从2016年4月的44.1%降至2017年9月的-1.5%）。问题是，现在的分析应跳出传统模型，考虑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比如消费和服务业发展的变化。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近组织的“2017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显示，多数企业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处于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既不冷又不热的正常状态。或许真正有挑战的是明、后年。企业家预计2018年中国GDP增速的中位数为6.5%。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为6.9%，三季度GDP增速回调至6.8%，合计前三季度GDP增速维持6.9%，这超出去年各国各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文章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充分利用全球经济向好的时间窗口，在两三年内，渡过深化改革的阵痛期，找准政策方向和政策着力点，推动从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到市场开放的一系列改革，争取在全球经济周期性复苏的窗口期内完成最关键的改革和调整。顺利完成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目标，关键是通过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谨慎调控，显着降低债务危机发生的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今后中国最大的政策对应方案，不是调节货币政策，真正的挑战在于经济增长，在于消费市场，尤其制造业的稳定和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是限制通胀，而是刺激经济活力。现在，低通胀是全球性的问题，尽管全球市场上资本过剩，但主要经济体的通胀一直低迷，这已影响到了各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因此，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才是目前政策鼓励的方向，这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投放来实现。虽然现在不断鼓励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推动企业融资脱媒，但绝大多数的融资还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去年，银行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量比重仍然高达77%。因此，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支持制造业发展），银行信贷还是主渠道。在过去几年国内金融业的各类“金融创新”浪潮中，传统银行往往成为廉价资金的批发机构，以各种高回报的表外业务、理财产品和股权投资等方式被“吸”出银行，然后被中介环节层层加码卖给资金需求方，显着提升了融资成本。今年的金融监管已在大力整顿此类业务，这将导致银行资金回归“本原”，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服务。 

 

　　文章强调，在转换了理念、转变了模式的新阶段，突出高质量，尤其需要完善标准制度，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这需要通过各项具体制度改革去实现，比如产权保护制度、“放管服”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而实现“五个发展”，除了国家资源、政府行动，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在市场逻辑之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建立并完善市场规则，提升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提升法治经济水平，以法治强化对市场权利的保护，为向消费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市场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