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过程,但过去粗放型的高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过度负债、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需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直接原因
(一)投资和出口需求下降的总量失衡。一是过度投资引致的投资需求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4万亿元投资计划为代表的投资主导型经济高速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势必引发生产能力过剩。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左右,发达国家在15%-20%左右,而我国2008年以后连续6年超过40%。投资高速增长时期,以追逐高额利润为目的,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张,需求跟不上供给增加,将会产生大量库存积压和滞销,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利润空间收窄,投资需求进一步下降。二是比较优势弱化导致出口需求减少。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支撑我国在全球竞争中最大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二)消费供需错配的结构失衡。一是中低端消费相对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逐渐缩小。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比上年缩小0.01。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低端消费产品需求下降,低端消费产品成为“吉芬商品”,导致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企业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及农民工的市场调查及营销重视程度不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需求结构变化不够敏感,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二是高端消费外流与创新能力不足。2016年我国77%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境外,消费额达1204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二分之一。消费外流现象折射了我国中高端消费供需结构矛盾,存在消费市场供需错配问题,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与企业创新能力不够强。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因素
(一)产能过剩矛盾突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去杠杆”过程步履维艰,在此背景下,我国启动了一轮加杠杆,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IMF的报告显示,2008年以来我国产能利用率从80%左右下降至60%。受国内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等因素影响,2015年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尤为突出,全国钢铁产能大约为12亿吨,实际产量不到8亿吨,全国煤炭产量大约为38亿吨,但产能为50亿吨。同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会引发蝴蝶效应,导致上下游行业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钢铁与钢材为例,钢铁协会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从2011年四季度末的135.93跌至2015年1月末的77.3%,跌幅超过40%。
(二)过度负债问题严重。根据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在经济繁荣期,企业选择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存款和货币供给将增加,经济实现快速扩张,一直持续到“过度负债”状态。在高投入、高负债维持高增长背景下,企业为追求生产规模不断举债以扩大产能,直至经济下行期,企业偿债压力加大,过度负债问题暴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显示,2015年末我国经济整体债务规模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远超过OECD国家90%的阈值,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123.1%,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
(三)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变。2010年我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即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最高点,2011年以后呈现持续负增长态势。一是适龄劳动力出现萎缩。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从2012年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导致因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涌入的外资企业撤出,本国企业也向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迁移,造成我国产业升级缓慢。二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6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31亿,占总人口的16.7%,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10.8%。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以及社会总需求下降,促使产出减少,抑制了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的对策建议
(一)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优化重组。一是优化存量、控制增量。推动企业产品升级,促进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发展。支持优势企业兼并、收购、重组落后产能企业,尤其是鼓励企业开展上下游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准入能耗、生态环保标准,健全行业监测体系和产能过剩情况预警机制,加强和完善行业管理。加强土地、环保、财税、金融等政策协调配合,支持过剩产能退出和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除了从供给侧发力外,扩大外需也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促进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通过推动铁路、核电、钢铁和水泥等国际产能合作,将企业优势与国外需求相结合,支持企业“走出去”,带动过剩产能对外输出。
(二)调整融资结构,促进直接融资发展。一是有序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尤其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积极推进银行债转股试点工作。鼓励各类民间资本以直接投资入股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债转股”操作,提高民间资本利用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兼并重组,利用公司合营、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实现“债转股”。同时,出台相关防范措施避免“债转股”引发的道德风险,尤其要杜绝“僵尸企业”搭便车现象。二是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主板、创业板、中小企业板、新三板及将要设立的战略新兴产业板上市融资。培育和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展私募股权投资,鼓励创设天使基金、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促进非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发展。继续推进企业债券发行制度改革,鼓励更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最终实现去杠杆的目标。
(三)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是实施人口调整政策,创造人力资本红利。针对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应进一步推进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继放开“二孩”政策之后,逐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从长期补充人口红利。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由提高劳动力增量转为改造劳动力存量,从人力资本角度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制造”品质,引导消费回流。推进企业自主创新,促使企业从依靠过度消耗资源能源、低性能低成本竞争,向依靠创新、实施差别化竞争转变,实现由粗放、低端、低附加值、制造加工为主转向品牌创新、整合资源、做高端市场、总部经济等创新发展模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发展,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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