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的西传
所谓“纸”，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纸，絮（即纤维）也，一曰苫也”。这是个形声字，构成纸的植物纤维从肉眼看确像白细的丝絮，故而从“糸”。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的肩水金关汉代遗址就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麻纸。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发明了造纸。不过，彼时的麻纸还较粗糙，不便书写，且当时造纸原料麻主要用于缝制衣服，以麻为主要原料，造纸业自然难有大的发展。但曙光已现，迫切的社会需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有道是时势造英雄，东汉出现了一位中国和世界科技史上的伟人、造纸术的革新家——蔡伦。
蔡伦是一个东汉宦官，去世于公元121年，生年不详，其生平事迹见于《后汉书·宦者列传》，他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利用东汉皇室工场的物质条件和能工巧匠，采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等用做原料（其中，用树皮做原料，就是现代木浆纸的先河），变废为宝，又改造了造纸工艺，造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好纸。至于。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纸献给朝廷。这件事受到汉和帝刘肇的称赞和嘉奖，并且通令全国推广，还让史官记录在册。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汉代以后，虽然造纸工艺不断成熟完善，但上述四道程序基本未变。
中国纸大约在3世纪从敦煌开始西传。新疆正是通往中亚、西亚的必经之地，中国纸由骆驼商队经甘肃、新疆向西贩运，西域商客也在当地停留从事贸易。早期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与斯坦因在新疆楼兰地区曾发现3世纪中国麻纸残片。经研究，这些信由客居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商人南奈·万达（Nanai Vandak）在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年）写给其居住在撒马尔罕的友人的。近年来中国考察团在发掘工作中发现了写有汉文、藏文、梵文及古代龟兹文的8世纪写本。其中1972年在吐鲁番发现的文书中，有一份被定为公元620年之物，上面有造纸人“纸师隗显奴”和高昌行政官员的姓名。另一残片上写有派遣囚徒到造纸场做工的行文。这说明在中原人民广泛造纸以后，不久纸张就传到西域各地，并且被当地人所利用。
到了公元751年七月，唐朝安西节度使的军队与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的边防军在中亚怛罗斯城发生了一次孤立的冲突。这场战役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被阿拉伯人俘获的唐朝战俘中有造纸工匠。这些工匠被带回到阿拉伯在中亚的军事驻地撒马尔罕后，造纸技术开始在伊斯兰世界生根。11世纪阿拉伯作家萨阿立比（Al-Tha ' alibi，960-1038年）在所著《珍闻谐趣之书》中就写道：“造纸术从中国传到撒马尔罕，是由于被俘的中国士兵。获此中国俘虏的人是齐牙德·伊本·噶利将军。俘虏中间有些以造纸为业的人，由是设厂造纸，驰名远近。造纸业发达后，纸遂为撒马尔罕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出口品。造纸既盛，抄写方便，不仅利济一方，实为全世界人类造福”。
纸的手下败将
的确如此，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帝国后，在撒马尔罕兴建了第一批造纸工场，由中国工匠传授技术，而且设备也是中国式的。撒马尔罕丰富的大麻和亚麻植物加上灌溉渠中的水，为造纸提供了自然资源，纸的产量逐步上升，不仅满足了当地需要，而且在与外地贸易中，纸张成为撒马尔罕的重要商品。如同在中国内地造纸的习惯一样，造纸工匠们以地方命名，把当地生产出来的纸叫做“撒马尔罕纸”。不久，在阿拉伯帝国各属地都熟知这种纸了。所以，当时的阿拉伯人说，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纸。沿着“丝绸之路”，造纸业继续从撒马尔罕传到巴格达，当时的阿拉伯帝国首都以及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公元793年，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巴格达建立一家造纸工场，聘请中国工匠造纸。公元795年又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开办了一家造纸工场。由于当地接近地中海海岸，交通方便。欧洲各国在自己没有建立造纸厂之前，纷纷向大马士革购买纸张。从此，大马士革纸在欧洲大陆风行的时间长达几百年之久。有趣的是，在叙利亚境内还有一个地方叫班毕城，后来也生产纸张。本来该地出产的纸可以叫做班毕纸。由于“班毕（Bambycina）”的发音跟欧洲称呼棉花的发音（Bombycina）相近，出现了讹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欧洲长期认为阿拉伯纸都是棉纸，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误会。
造纸术传入的意义对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事业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在纸张传入之前，中东地区的人们曾经广泛使用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所谓“羊皮纸”（parchment）是一种统称，指使用动物皮革制成的纸张，以绵羊皮为主，也包括山羊皮、小牛皮等，质量最好的羊皮纸是用犊皮制成的，称为犊皮纸（vellum）。地中海地区在古代一直有使用动物皮作为书写材料的传统，但是成熟的羊皮纸制造工艺在公元2世纪中期后才出现。但羊皮纸的价格高昂，加上写一部书需几百张羊皮，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换句话说，在造纸术尚未传入的地区，即使有博通诸学、作业勤奋的译员、作家，也无力支付昂贵的纸张以著书立说。至于古代埃及曾经使用长达3000年的莎草纸，虽然它的绝对成本要远远低于羊皮纸，在埃及的普及性也远远高于羊皮纸，但是由于产地基本只有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所以各地根据与埃及的贸易距离，要承担不等的高昂运输费用，以致莎草纸的成本实际上比羊皮纸还要昂贵。相比之下，纸美观、实用、轻便，因此迅速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羊皮纸”。
相比之下，纸张显然更加廉价，其原料不需要依靠畜牧业副产品，而是依靠废旧布料，这种材料随处可见并且供应充足。结果，纸。很快，纸张凭借它优越的书写特性、低廉的成本和稳定的供给，将羊皮纸和莎草纸完全排挤出了市场。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指出：“纸张被用于政府公文和外交文本。后来，人们也将纸张用于对公文书和学术著作，而造纸的技术也达到了精湛的水平”。
百年译经运动
值得玩味的是，造纸术在公元8世纪的传入和巴格达的学术繁荣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此之前，“阿拉伯人是以剑和舌，而不是以笔为荣的。”在此之后，则变成了“他们把一切工作归纳为剑和笔两个方面”。造纸业的发展及社会生活中廉价纸张的应用，令抄书成本大大下降，私人藏书成为可能，大学也有了更加廉价的教学载体。这一切都为阿拉伯帝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元 9 世纪时，巴格达以有百余家书商而自豪。在不久之前还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基础，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敏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从沙漠来的征服者……证明自己是何等好学的学生”。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前几任哈里发崇尚学问，把巴格达变成了国际学问中心。曼苏尔设立专门的机构掌管医学和星象学，并积极鼓励通过丝绸之路引进异国先进文化知识。而第七任哈里发麦蒙（813年-833年在位）本人就是一位学者，对数学和天文学深感兴趣。他在巴格达建立了一所综合性的学术机构——智慧馆（由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三部分组成），并曾给出与书稿等重的黄金作为报酬的天价。在这里，“世界各地的科学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它们获得修饰而深入人心，其文字的优美在人们的血管里川流不息”。
在阿拉伯人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先后掀起了亘古未有的翻译、考证、勘误、誊录、诊释、增补古典遗产的运动。在这场长达百年的“翻译运动”中，古希腊重要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托勒密的《天文集》等；印度的数字（今天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波斯（今伊朗）的历史巨著《列王记》从丝绸之路的两端汇集到了巴格达，随后在智慧馆里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75年工夫，阿拉伯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的绝大部、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在当时的欧洲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阿拉伯语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说，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是穆斯林世界的星光照亮了地中海世界的科技天空：“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都没留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尼克松曾这样总结。
如果说阿拉伯帝国利用翻译、著述等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形成的丰富藏书为人类竖就了一座历史的文化丰碑，那么，以唐代的造纸技术生产出来的阿拉伯纸，正是竖就这座丰碑不可替换的坯石。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 “丝绸之路”而言，阿拉伯人使用印度发明的数学字母在以中国技术制造的纸张编成的书本上继续发展由古希腊人开始的“精确的自然研究”这一事实，已经比任何言辞都更雄辩地证明，这条贯通欧亚的古老商路同样也是联系古代人类智慧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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