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您谈谈本次香港书展中，三联书店（香港）的参展情况是怎样的，举行了哪些活动，达成了哪些合作？
侯明：今年的香港书展上，三联书店（香港）的参展主题是“我们的世界变大了”。为什么说变大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元、新颖的出版物，扩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视野和胸怀，激发读者去探索和发现新的世界。去年我们的参展主题是“生活就是一场马拉松”，旨在通过“马拉松”的概念，激励读者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之所以设置这些参展主题，也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不仅希望带给读者新的知识，也希望激发他们对世界的新看法和新认识。
今年，三联书店（香港）在书展上共设有38个展位(本版占12个)。书展期间，我们共举办了51场活动，其中9场为讲座，42场为签书会，均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今年三联书店（香港）参展的重点书突出了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主题，除新书之外，历年长销的香港专题的图书也在展位上整体亮相。此外，今年新推出的“三联学术文库”两种——《重塑中华：现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和《中国何以稳定》也取得不俗反响。
Q：三联书店（香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新型文化出版机构”的文化及商业内涵是什么？
侯明：三联书店（香港）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化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于1948年10月26日在香港合并而成。1949年，三联书店主体北迁，香港三联书店只剩下一批存货、少数留驻人员和少量运营资金，开始在艰难中起步。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香港三联代理或独家代理内地中文书刊在港澳和海外地区的发行业务，是海外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
香港三联早年的出版业务，以重印内地出版物为主。80年代以后，公司大力加强图书出版业务，自主策划出版了多套大型文学丛书（“读者良友文库”“香港文丛”）、大型精美画册（敦煌艺术宝藏、明式家具珍赏、藏传佛教艺术）、双语工具书和有声语言教材（新英汉词典、日汉词典）以及《古今香港系列》等香港题材的出版物。香港题材的出版也从80年代开始起步。
90年代以后，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出版了大批香港政制和法律图书，包括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面的图书，同时还出版了大量香港本土历史文化题材的出版物，形成了香港三联独有的出版风格。
进入新世纪，香港三联的出版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面貌，出版领域向艺术设计、时尚生活和语言学习延伸。既有多套引进的人文社科丛书，也有原创的用现代方式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和向世界介绍中国语言文化的系列图书，甚至出版了面向全世界的对外汉语教材，发行到海内外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香港题材出版也向时尚化、年轻化的方向发展，紧扣香港社会议题，与香港社会发展同步。
元朗旗舰店，融合阅读、生活、文化为一体的综合书店
近年来，尽管面临新媒体的冲击，面对阅读气氛的转变以及经营的各种困难，我们仍主动转型，积极探索多元化、立体化以及跨地域的发展方向。包括开设以文化创意为特色的新业态书店元朗文化生活荟、湾仔文化生活荟，把传统书店打造成为图书与非图书结合、图书与文化活动结合的文化体验场所；与北京三联、上海三联合资成立三联时空国际文化传播公司，拓展内地市场；与新鸿基合作举办“年轻作家创作比赛”，扶持年轻一代创作，推动社会阅读风气提升；利用出版资源举办“文化游”项目，积极推动电子书出版以及公司网络平台建设等。
70年来，香港三联秉承“竭诚为读者服务”宗旨，倡导“爱生活，读好书，求新知”，追求“人文关怀，生活品位”。始终以关注人生、弘扬文化为己任，把出版经营与香港社会发展、时代精神和文化情怀融为一体，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奋斗，从一家小书店发展成为多元化经营的新型文化出版机构，成为香港乃至华文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赢得了作者与读者的尊重与认同。我们期望能通过极富创意和新颖的方式来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也密切关注和记录香港本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香港三联承受的生存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在香港小市场高成本的出版环境下如何生存和发展？如何在知识消费化时代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的问题，都要接受的拷问。
董秀玉大姐在1993年讲过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巨大混乱中拉锯。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出版者必须在不断抗拒一元化和平庸化的压力中，紧跟时代与社会，寻求持续的突破和发展。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它的出版物、它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追求和理念的写照。”我一直把这段话作为座右铭，面对压力和挑战，生存、发展、努力创造价值。
Q：您如何理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出版？“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出版经历了哪些变与不变？
侯明：无论回归之前还是之后，香港的图书出版、图书市场，始终都是自由开放、多元并存的。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从法律上保障了回归后香港出版业继续繁荣发展。但回归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市民、香港社会每天面对的重要社会现实，有很多人会关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过程、实际成效、前途命运，同时就必然为这方面的选题开发、图书出版、图书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空间。
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几年，相关图书空前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香港的图书市场，也推动了对“一国两制”相关方面的研究。
除此之外，“一国两制”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香港读者一方面更加关注内地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更加关注本土的历史文化和当代香港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察和思考国家的问题和香港本土的问题。这对香港出版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组织出版更多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国情方面的图书，组织出版更多的香港本土历史文化和当代香港题材的图书，也一定会有不错的市场反响。事实也的确如此。香港三联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尝试，出了不少好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香港出版界更加关注内地市场、内地资源，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更广泛、更多、更紧密。
Q：近年来，业界出现了唱衰香港出版的声音，认为香港出版业市场缩小，“本土化”趋势逐渐显露。当下香港出版面临怎样的问题？
侯明：从香港书展的“火爆”情形看，还不能说香港出版业面临整体衰弱。在网络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全球出版业都面临严峻挑战，香港也不例外。香港出版业一直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阅读人口下降、市场小、成本高、出版资源匮乏和竞争激烈等，现在则越来越严峻。
社交媒体与互联网日益普及，占用了很多人原本用来阅读纸书的时间，传统的纸书出版必然受到冲击。据书店提供的销售数据显示，近两三年来，香港书店的整体图书销售一直呈下降趋势，无论销售册数还是销售实洋，大概每年均减少4%至5%，即每年减少20万册图书的销售、2000多万港元的实洋收入。
目前在香港销售的所有中文图书约有12.7万册。以2016年统计，只有0.5%的可销品种在一年内实销1000册以上，约为562种；而年销100至1000册的约有9500种，在这9500种图书中，35%是新书、65%是旧书。出版商应兼顾畅销书与销售占比大的书籍，及时调整销售策略。
香港出版学会近两年进行了“香港全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约有逾三成香港人一年未看过一本书，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半没有阅读习惯。另外，本地市场小对香港出版业确实极为不利，因此必须想办法“走出去”，主要是走进同样是繁体字市场的台湾（纸书销售和版权交易），走进简体字市场的内地（鉴于“两制”背景和不同的管理体制，进行版权交易是目前可行的重要办法）。
同时，出版资源的匮乏也是一大问题。作者资源、编辑人才资源的不足，制约了出版的发展。今后在资源的挖掘上，要更加放宽视野，面向内地和台湾。
“本土化”趋势对香港整体出版业应该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以我的出版经验来看，香港出版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没有被注意或强调，包括出版人的国际视野（在香港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全世界的图书都可以看到，相对来说香港出版人的国际视野开阔一些）、独特的出版资源（来港文人在香港的创作）、讲究完美设计的传统和艺术人才以及市场化运作的经验等，有待充分地挖掘和利用。
电子书的商业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个人消费者在稳步增长，团体和机构消费的潜力更不可小觑，例如公共图书馆。我们希望团体机构及个人消费的增长，能够为我们的出版商和作者带来更多的资源，鼓励他们的出版和创作。
我相信电子出版不仅是传统出版形式的转换或补充，更是一种提升。我们必须把握市场、了解读者需求，通过内容与形式创新来吸引更多读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推广合作，使出版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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