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材料革命,比如铁器和纸的出现。前者改变了农业和军事,后者改变了思想和文化。就纸和印刷术而言,古代中国无疑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
一
柏拉图曾说,人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实际上,柏拉图时代尚无印刷。从印到印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早在纸出现之前就有了印,印的历史甚至比文字的历史更长久,从最早的图腾到后来的文字,印都是权力的象征。
印者,信也。作为权柄的典型物化,印在东方为泥封,在西方为蜡封。从制作和印刷原理来说,印章与雕版如出一辙;或者说,印章是缩小的雕版,雕版是放大的印章。同时,印章也是最早的复制工具。事实上,印章与雕版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碑刻是“书籍”的主要载体之一。碑刻不仅可以直接阅读,还可以作为机械复制的母版。拓印要比手工抄写更加便捷,且不失真,因此拓印技术流传甚广,成为很多历史典籍重要的复制方式。雕版的过程类似治印,印刷的过程类似拓碑;印章与拓印相结合,将沉重易碎的石板换成易刻结实的木板,雕版印刷技术也就水到渠成。虽然西方认为活字印刷才是印刷,但中国传统的印刷就是雕版印刷;准确的说,印刷在西方是“印”,在中国则是“刷”。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地位类似雕版印刷在西方的地位。
无论哪种印刷,在当时都是一种进步;只有到了印刷时代,文字与图书才得以大量进入社会。
“手抄书文化不能够使详细的文字记录成为‘公共知识’,不能够使之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与传统的手工抄写相比,印刷的效率要高得多;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一个印工一天可印制1500~2000张纸,一块印版可连续印刷上万次。印刷实现了书籍的大量生产,甚至说,印刷创造了“书”这种商品。在隋唐时期,佛教已经用雕版印刷大量复制佛像和经书。现存最早的印刷书就是一部印刷于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被发现于敦煌莫高窟。世界其他地方还在抄写时,中国开始了一个“印刷时代”。
据说进入唐代后,书籍印刷和销售已经相当繁荣。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事四朝,相六帝”的冯道见“诸经舛缪”,而传统的碑刻工程又过于浩大,遂以印经取代石经,首次采用雕版印刷《九经》,“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无论《新五代史》还是《旧五代史》,都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手抄书因其数量有限极易失传,印刷对书的大量生产无疑增加了书籍的留存机会,这使唐宋之后文献佚失大大减少,保存下来的史料也远比之前丰富得多。这并不仅只是距今较近的原因。
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指出,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作为文化的典型象征,中国印刷业在宋朝达到巅峰,印刷书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从宋代起,“线装书”的规范实现了书的标准化;传统手写楷书被刀刻方角的“宋体”代替,这种严谨有力的新字体更易刻制和识别。更重要的是,刻工的劳动成本下降了一半,这直接导致印刷成本的降低。
宋朝之后,中国文化陷入长时段的停滞,印刷技术基本停留在宋代的水平;出现于宋朝的活字印刷技术,此后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宋代印制的《大藏经》达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块。明清时期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均放弃印刷,而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抄写。这些抄写书多被称为“稿本”或“孤本”,因数量少而极易失传。《四库全书》动用4000名写手,抄写了7套;《永乐大典》用2000名写手只抄了3套,后来大多佚失。
在后世看来,宋版书的印刷技艺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反而阻碍了活字印刷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宋本多以能书人书写上版”。在中国,汉字不仅是一种文字,其本身还是一种艺术——书法艺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文字和书籍不仅仅意味着知识,也意味审美,甚至审美的需求大于求知,这其实也构成中国藏书家众多的重要原因。中国自明清以降,对书籍重书法而轻思想,对绘画重意境而轻记录,这与崇拜钟表而忘却时间一样,多少都有点买椟还珠、得筌忘鱼的讽刺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印刷书基本都是雕版印刷,即“刻本”。因为汉字数量大,在前工业时代生产大量活字的费用远比直接雕版要高,晚清来华传教的米怜在印刷汉字圣经时,就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根据他的记录,与雕版印刷相比,“用我们所拥有的劣质活字来印刷,费用会达到四倍以上”。中国雕版印刷往往采用流水线方式,有人负责刻水平笔画,有人专门刻斜笔画,还有人专刻垂直笔画;这其实与景德镇瓷器画工流程极其类似。刻工根本不需要识字,妇女也能胜任,因此,刻工的工资“低得不可思议”。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承认,“虽然早在北宋时就已发明活字印刷,但活字印刷一直未能替代雕版印刷成为中国印刷的主流,活字本的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与15世纪以来西洋印本几乎全部为活字印、李氏朝鲜活字本压倒雕版者均不同。现在虽有许多宋版书保存至今,但尚没有发现一部活字本。”
就内容而言,古代印刷书以历书、蒙学和科考书为代表,所谓“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明刻非程文类书则士不读,而市不鬻”。顾炎武说,“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这些“主流”(雕版)印刷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字的普及和统一,强化了儒家传统;活字印刷主要用于家谱印刷,促进了宗族传统。
二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中国木版印刷品的数量也确实令人惊叹。然而,印刷术的发明并未在中国引起思想的动荡,民族语言与特性的推进,或者一场文化和科学上的革命。”这是美国学者托比·胡弗在回答“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时所说的话。就实际意义来说,古代中国从未真正的进入印刷时代。就印刷术来说,技术进步对中国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进步。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多少有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味道。
印刷术以及“四大发明”,从现在看来,完全是现代以来一种典型的西方视角。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其成本在古代中国都是极其昂贵的,以一个普通读书人为例:在明朝末期,一个私塾先生每月薪水为一两纹银,而一套印刷版《封神演义》的售价为二两纹银,相当于他两个月的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印刷术本身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对西方那样显著。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工成本一直都极其低廉,即使一个识文断字、写得一手好字的“经生”。清代经生赵魏“家贫无以为食,尝手抄秘书数千百卷,以之换米,困苦终身”。明清时期,抄书从业者远比印书从业者众,大多数书都是以抄本流传下来的。一份历史调查证明,手写本,尤其是抄本,在1796年前所产生的书籍中,占有“惊人的高比例”。1177年,宋代皇家藏书中,印本只占8.5%,其余均为抄本和稿本。明代北京文渊阁的藏书中,手抄本占70%,印本只占30%。直至16世纪,手抄本书都比印本要便宜得多。在中国古代,抄手一般都是识字的读书人,而刻工大多不识字,因此,抄手不仅比刻工的社会地位高,而且收入也要高一些。明代著名的文人黄道周有一段时间就以抄书维持生计,他抄写的《孝经》每部售价二金。抄本对中国书籍的版式风格造成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传抄过程中,人们往往根据个人喜好,对不同內容任意组合,并加入各式评点和注释,因此形成了传统书籍(包括刻本在內)的“杂录”式风格,以及文本的不确定性。
据钱存训博士研究,晚唐时期(公元9世纪初),专业抄书的工作是每卷一千文,每卷书五千到一万字,相当于一文钱五到十字,而同时期印本佛经的价钱,每卷平均售价一百文,印本与抄本的价钱比是1:10,也就是说印刷术使书籍的成本降低90%。但实际上,在古代中国,民间写经所或官方的秘书省都有大量专业写手(经生),他们以标准的楷书,抄写儒释道的经书与典籍。书籍以这种人工方式,可以复制至几百部、几千部,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传承。
虽说宋以降,雕版图书“流布天下,后进赖之”,但并没有完全终结手抄书时代,书籍的匮乏与珍稀可想而知。明初一个宁波的世家子弟承认,他在中进士前,“两汉犹为近古,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对大多数穷书生来说,读书无疑是一件极其奢侈而艰辛的事情,因为读书其实就是抄书。明代学者宋濂这样回忆自己早年的读书生涯——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