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绿色印刷道路也得要有两点论

　　按照对包括印刷在内的11个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VOCs）的行业征收费用的要求，从2015年岁末起至2016年9月，全国已有14个省份相继出台了收费办法，细细阅读总感到还存在些难以说明白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崇尚两点论，借着围绕绿色印刷开展专题讨论的机会，也出于把此项工作做得更为得体的愿望发表些意见，不当之处恭请指正。

 

　　关于摆正治理与维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印刷已有千年历史，印刷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即便是互联网终端普及导致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与阅读方式的改变，印刷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依然客观存在，行业现在需要的是顺势发展，适度调整。为此，澳洲印刷界在我们国内大肆渲染印刷对环境带来污染的时分他们提出了“让印刷成为荣耀”的响亮口号，制作出精美的宣传片让世人意识到如果市场缺乏色彩可能带来的种种不适。

 

　　正确认识印刷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与要求印刷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注意保护环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应偏废。如果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了解决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就业问题，把印刷抬举到是都市型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绿色工业是一种不完全确切的认识，那今天把印刷贬斥到是导致环境污染的罪魁之一，以至不得参与某市有关部门组织的劳动技能竞赛同样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是矫枉过正，无疑会影响一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以上命题决非是不认同印刷业应该注重环境治理工作，而是强调应该协调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应该实事求是，而不是为了某一目的，比如为了按首都功能区要求做产业调整；为了压缩印刷行业的过剩产能；为了尽快扭转令人讨厌的雾霾状况；甚至是为了让领导感到你所在的部门并没白吃皇粮而有所作为，如此等等，人为地去夸大或缩小本已有定论的客观状况。

 

　　事实是自2011年以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下印刷业一直在积极地推行绿色印刷，在完成了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十环认证，在所有的行业中走得还算相对靠前。忽然间，印刷业与石化业一起并列成为环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无疑让整个行业有点“受宠若惊”，压力骤增。而且，处于经济下行期，成本上升期，在治理技术还未必十分成熟的时期大范围地去做此项工作，最终结果可能与愿望会有距离。

 

　　过度强调印刷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比照造纸业莫须有地给印刷业也套上“高能耗、重污染”的帽子，甚至在劳动竞赛中将之打入另册，肯定会对行业的正常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就已经出现的情况看，至少在以下数个环节已经有实质性反映：政府扶持减少；银行贷款变难；企业招工困难；学生转科增加；新建企业环评要求苛刻。因为，他们对一个行业的判断更多来自于舆论传播的影响。

 

　　毫无疑问，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出现，宏观经济迟迟不见好转，产能的过剩都对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容小视的负面影响，但愿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印刷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给印刷业在原有基础上的继续向前发展营造出一个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而不是适得其反。

 

　　必须防止把收费标准变相成为招商引资的旗幡

 

　　城市化与都市病有着一定的关联，制造业的大量存在与城市雾霾也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岂能因为可能导致雾霾就取消一个行业的存在？在环境治理工作上也是如此，治标是图个眼前清静，治本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标本兼治，如若不能正确处理好标和本的关系，可能折腾了半天，最终也未必能达到有效治理的期望。

 

　　就在写作本文的时候，见到10月15日出版的《新闻晨报》，头版的标题就是《灰蒙蒙的天》，副题：“北京空气质量指数昨逼近400，本周日上海开始受影响”。京沪之间相聚千里尚且如此，更何况密不可分的京冀之间。由此可见，雾霾流动影响的范围极大。新华社就此消息配发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霾》的时评也提出为什么“北京俨然一座空气质量指数的‘高峰’”，主张有关部门“顺藤摸瓜主动查找成因”，“找出治理雾霾的着力点”。

 

　　但眼下各地出台的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收费的办法总让人感到有点治标不治本。举例为证：按2016年度的收费执行标准，北京市每公斤排放的收费是20元，河北省是每污染当量收费2.4元，按法规明确的公斤与污染当量间的关系为1:0.95进行折算，河北省的标准相当于是每公斤排放收费2.53元，两地间标准的差距将近8倍。数倍之多的收费差距必定导致在北京无法生存的企业向河北流动，对企业来说，搬迁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说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随意排放是导致城市雾霾的重要原因，那空气是流动的，处于河北包围中的北京焉能因印刷企业从北京搬至河北某地，北京就此减少了雾霾？恐怕是城门失火难免殃及鱼池。而差异化的收费标准完全可能成为发展地方经济开展招商引资的另一面旗幡，这似乎也有悖于制定这一办法的初衷。

 

　　其实，从各地已经公布的标准看，落差很大。着眼于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办法公布后已经出现印刷企业的迁移潮。以与北京收费标准同步的上海为例，有的搬至安徽（折算后每公斤收费1.26元），因为那里的标准仅为上海的十五点八七分之一。有的则迁至贴近上海但标准不到上海五分之一的江苏（折算后每公斤收费3.79元）。难道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就不吃人？难道安徽地区由排放对大气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比北京和上海地区小？而且小很多？这似乎都难以让人信服。倒是印刷总产值居全国之首的广东省因为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加之当地印协与政府有关部门反复沟通，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标准，还处于多方平衡中，力求既符合国家要求又能为企业所承受。

 

　　再则，现已出台的标准不少地区采取逐步递进收费的方案，给企业留出治理工作的时间，这是在为企业着想，是政府部门眼睛向下的表现，但确定的阶段性递进时间段普遍偏短，从选择方案、到比价签约，从设备进场安装调试至正常投入运作，半年决非是不少治理项目所能完成的时间。如若指望所在地区政府给治理工作以资金扶持，仅是从提出申请到审核批准可能就不止半年。这当然不是埋怨政府的审批周期过长，而是主张从实际出发，给予企业的治理时间与递进收费的时间段适当放长些，让办法具有可操作性。

 

　　最近也看到有关报道提出，把现在的收取排污费改成收取环境税，两者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税收列入国家预算，与开支紧密相连，而目前的收费在有些地区是作为环境治理基金，取之于企业也用之于企业的环境改造。为此，这一改动应该慎重，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影响要作充分评估，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企业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时期。

 

　　需要防止治理过程中发生压下葫芦起来瓢的现象

 

　　说实在的，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加强保护环境，就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与把握我们是尚嫌晚了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吃了苦头后的反省，这包括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承接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带有环境污染的生产项目，表面看是引进外资，实质上是背了别人的包袱。当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因为我们是后来者，在治理工作中千万不能被后来居上的思想所左右，还是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千万别把标准定得过高，结果欲速不达，甚至发生压下葫芦起来瓢的奇怪现象。

 

　　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有机挥发物范畴的认定。从资料看，国际上存在两个温控节点，“最普遍的共识认为VOCs是指那些沸点等于或低于250℃的化学物质。”所以，欧洲把沸点在50-250℃范围内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列为治理范围，沸点在250℃以上的称为增塑剂。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为：VOCs是“熔点低于室温而沸点在50~260℃之间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总称。”我们现在取的是后一标准。标准高了，显然涉及的化合物数量就会增加，以至有企业称，现在连从欧洲购买来的原辅材料都难以完全达到国家标准。

 

　　提高治理要求当然是件好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具备按此标准实现有效治理的能力？说实话，针对有机挥发性化合物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在国内可能都还起步不久，近期大量冒出的专业治理公司可能大都还是凭借以往的治理经验做些改头换面，他们更在意的是抓住这难得的商机。如果现在的治理手段还难说高明，存在着今后做二次治理的可能，真还不如把相应技术研发得更成熟些，即使是在降低治理设备的运营能耗上再做做文章。

 

　　其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具有两面性；物质不灭。在针对有机挥发性化合物的治理上千万不应出现压下葫芦起来瓢的现象，这可能有点杞人忧天，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即便如此，既然想到了这一情况也就将此端上桌面，祈求在治理中加以避免。

 

　　现行减少有机挥发物排放的主要办法一般是二种：活性炭吸附法或集中收集后的燃烧法。十来年前书刊印刷企业引进的高速热固型商业轮转印刷机使用的就是内置的二次燃烧法。二次燃烧固然能一定程度上减少废气的排放，但存在燃料消耗与增加空气中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这似乎有点把一种有害物转化为另一种有害物的味道，保护环境不是也要求控制碳排放吗？当然，何种方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更严重就非我们所能解释。燃烧法解决有机挥发物排放问题的属性与上述情况完全一样，这期待着环保专家能有个准确的说法。

 

　　提倡使用柔性版印刷也是近段时间开始发酵的一种声音。毫无疑问，柔性版印刷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印刷质量不及胶印，制版成本相对较高是它的短板。从减少有机挥发物排放的角度，使用水墨的柔性版印刷相对环保，但因为使用水墨，损失的是速度，增加的是为了尽快让印品干燥需要联机加装的烘干装置，这必然导致能耗的增加。究竟如何权衡这二者间的得失，同样需要经过实践积累用数据说话。

 

　　总之，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面性，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也必须防止治理工作中压下葫芦起来瓢现象的发生，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作为社会团体的协会应该当好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

　　既应该准确贯彻主管部门的意见也应该客观反映企业的呼声

 

　　行业协会的本质是企业家社团，完全市场条件下的行业协会承担着预测行业发展、行业咨询服务、行业情况汇总、组织产品评比、开展技术交流与对外交流、推进行业发展、惩处业内恶性竞争等诸项工作。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走向，从一定层面上讲，今后在行业管理上社团的作用要大于政府，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国内的协会正处于转型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掣肘。

 

　　行业协会当然也是链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承担着上情下达、下请上传的作用，在这中间更多的应该是反映行业带有共性的诉求，因为它应该起到一家或数家企业发表的意见难以受到上层重视的作用。

 

　　时至今日，我国的行业协会在贯彻上级意图上做得比反映基层想法上做得更到位些，在把印刷业列入有机挥发物排放收费试点行业上即是如此，在前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缺少代表行业利益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导致这一状况可能有绿色环保是一面旗帜不便发表不同声音，或是没有意识到后果的原因，或是因存在正好借机削减产能的需求，或是有其他种种想法，但毕竟这些诉求没有得到合理反映，最终曾被环保部认定为VOCs排放仅占耗材量13.4%的低排放的印刷业反倒成为收费的试点行业，这对处于相对困难阶段的印刷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事物总存在着两面性，逼上梁山可能也是加速行业调整的一种福音。

 

　　如是说，作为行业一员又是期待着行业继续发展的过来人还得为北京市印刷行业协会正名，他们毕竟代表企业讲了他们应讲的话，这不是反对加强环境保护，而是希望实事求是，寻找到最为合理的降排办法。至于最终谁的意见更实在与准确，时间总会给出结论。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是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的大事，笔者至今为城市夜空已不见满天星星而为后辈感到遗憾，这也是去发达国家旅游为他们在环境保护上所取得的成绩不禁赞叹的原因。必须指出：既然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两点论，那就应该在把环境治理作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应该同样关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在制定相关法规的时分注意治本而非治标，或是避免留下需要做两次治理的后遗症；在注重解决存在的一种问题的时候还应努力避开可能产生的另一类问题；在强调与上级统一步调的时候也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充分反映民意，真正做到了这一切，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比现在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