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到国家战略,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让人充满期待。
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你智能机器人将走进千家万户时,你一定会认为这是“妄言”,而今,一切都显得触手可及,扫地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智能玩具机器人,都已成为市场宠儿。中国智造,为你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为了勾勒看得见的未来。
在带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机器人产业被寄予厚望。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在2013年达到全世界第一,这两年也继续井喷式增长。
每每说起智能制造,总是会和工业4.0联系起来,而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与工业4.0相比,还相距较远。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没有捷径可走,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中小制造企业转型难题、改善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无法回避。
“世界工厂”,这个称谓在中国人读来,五味杂陈。有人读到的是成就与辉煌,更多的人慢慢品味到不安与焦虑。
过去的20年,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制造业大国,光环加身却没有时间沾沾自喜。时代的快速变迁和工业革命的滚滚车轮,荡涤着每个角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
转型图存,成为巨变中不变的主旋律。不仅制造业如此,曾经风光一时的传媒业等许多行业和领域,亦是如此。
制造业新贵
大疆无人机,中国制造业的新晋“网红”,在过去两年里“火到没朋友”。
创始人汪滔十年前在宿舍创立的公司,如今已成为全球消费级无人机行业的龙头。一种打开包装即可直接使用、无需配置的四轴无人机,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量的拥趸。
一个企业新秀,收获了铺天盖地的赞美,也夹杂着争议。有评论称大疆中国是第一家领导全球技术革命的企业,和阿里、小米这些科技巨头相比,大疆主要依赖的并不是本国而是亚洲以外的市场。
某种程度上,大疆的成功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已超越这家公司自身所取得的成就。人们更在意的是,大疆的成功颠覆了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固有印象。
在大疆走红全球的同时,东莞的很多工厂的车间里,一场“机器换人”的革命正悄然进行。
东莞东城劲胜精密的新厂房里庞大的数控机床旁边,总有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工业机器人,五花八门的手机外壳到了“他”这里,都能准确地被识别,并被准确地放在相对应的工序上。因为“他”的加入,一条生产线可以同时生产9个不同品牌的手机。
像劲胜精密这样用机器人参与或替代人力的车间,在东莞还有很多。2014年下半年,东莞在广东省第一个提出“机器换人”政策,鼓励企业引入工业机器人设备,引导和推动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
政策的出炉让这场“车间革命”迅速蔓延,一年之内,东莞市“机器换人”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就有1000多个,而东莞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完成2000个“机器换人”项目。
和大疆这个初出茅庐的新秀相比,东莞是老牌制造业之都,并曾经享受传统制造业红利多年。但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无论是新秀还是老姜,都只能作出同样选择:创新和转型。
危机迟早要来
即便没有东莞政府的鼓励政策,不少莞企也已自觉行动。毕竟在劳动力成本连年攀升的当下,工业机器人的出现,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利润空间。对企业而言,这在眼下是利润多少的问题,在长远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面临同样的问题。
1997年,当南方都市报呱呱坠地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在积蓄了多年能量之后,开始崭露头角,闻名全球。
随后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加入WTO,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数以万计的外资与合资企业以及台资、港资企业在此聚集,中国成为世所周知的“世界工厂”,也让“MADE IN CHINA”红遍全球。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无论是“世界工厂”还是“MADE IN CHINA”,在描述中国制造业领跑全球的同时,也成为山寨和廉价的代名词。
普遍观点认为,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制造企业比例很低,诸多行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很多是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设计、无核心技术的“三无”产品,仅靠代工生产来赚取微薄的利润。
媒体热衷于以芭比娃娃和iPHONE来举例,世界上大部分芭比娃娃都由中国制造,以10美元一个的售价来计,有该品牌的美国获利8美元,而中国企业只能拿35美分的加工费。一部售价为649-849美元的iPhone6裸机,富士康仅有4美元利润。
虽然长期处于国际分工链的末端,在廉价劳动力、土地、能源等低成本的支撑下,仍然让很多中国企业赚的盆满钵满,实现快速发展。然而在曾有的有利因素逐渐丧失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危机已经显现,这种危机已不是赚多赚少这么简单。
曾有专家表示,中国制造业产品技术跟不上市场发展,危机早晚会来,供给方面要素已不能改变,如果满足需求方面的要素再不改变,中国制造过不了几年将会消失,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的空心化危机也并非危言耸听。
事实上,2014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危机已愈演愈烈,不能说是哀鸿遍野,也已一片狼藉。危机之下,不少制造业企业倒闭关门,其中不乏往日巨头,而经济学界也有颇多预测:实体行业新一轮的破产倒闭潮已经来临,未来几年,制造业倒闭潮恐将呈现集中爆发之势,行业大洗牌不可避免。
中国智造胎动
反思这次危机,无论是决策层、产业界,还是学界,所担忧的已不只是产业发展受阻、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而是对之前高速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有了更深的认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强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我们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关键技术要靠自己。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已成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4年底,“中国制造2025”的概念首次浮出水面。2015年5月19日,被誉为中国工业4.0规划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正式出台,明确提出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大力推进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对于“智能制造”,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认为,用工难、用工贵问题已成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难题,人工成本高企导致部分企业通过“机器换人”降低成本,从长远来看,这是中国制造寻求新比较优势的必然趋势。
各种转型纷纷上路,有的已行至途中。格力早在2012年开始就着手于“机器换人”政策,启动了“自主研发机器人”的高端战略。美的在2011年也引进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器人。
任何转型和革新都要面临阵痛,在广东率先推出“机器换人”政策的东莞,实际推进就并不顺利,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虽然有不少企业有主动革新生产技术的愿望,但也有相当多的企业,并不想做出尝试。有的是观念未能转变,更多的是不敢换,“企业要资金周转,上马工业机器人需要一大笔投入,可能会影响资金链稳定,机器人上马短期不能变现,企业就不一定敢换”,东莞市经信局有关人士说。
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改朝换代,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工业机器人代替传统工人,直接后果便是大量劳动力富余,这个问题如何处理,牵动的是全社会的稳定。
“‘机器换人’某种意义上是对企业有利但对社会有负面作用的政策”,丁力认为,大量劳动力人口会在机器换人过程中被挤出原有产业,造成中短期就业困难,需要全面而慎重地考量。
中国制造的转型,关乎国家命运,企业和产业在价值链从低到高的跃升,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实质上就是推动大国崛起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