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中，联络会匪的工作形成了比较系统清晰的思路。省委首先承认会匪是农民的一部分，“是失业农民另一种的生活形式，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所以“我们进行暴动工作，须与当地会匪联络，派人到他们中去工作，向他们说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是劫富济贫更彻底的办法，并指示他们只有参加暴动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方能得到土地”。而且联络会匪还要抱有诚意，“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同时要注意“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
2. 在古城文昌宫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对待井冈山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的问题，当时不少人主张武力消灭，但毛泽东认为这种意见“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是消灭不完的，“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应当“教育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与国民党斗争。会后毛泽东亲自和袁文才交朋友，送给袁部一百支枪，袁文才深受感动，也送给红军七、八百元钱，并帮助筹集粮食、安置伤病员，进而同意率部参加红军。当时红军正处于失败后的困境中，军心涣散，“逃跑的很多”，“甚为危险”，袁部的参加使红军得到了休息和整顿，壮大了革命武装，并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3. 在红军探索游击战术的过程中，也从土匪的经验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成分，“上山学匪”是有真实内容的。井冈山原来有一个土匪首领叫朱聋子，政府军和地主武装很多年也无法消灭他，他的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意思是不要和对手硬碰硬，而要灵活的游击。毛泽东对这个口诀非常欣赏，反复向部队干部解说，并且把它改造为“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逐渐形成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常让强大的敌军毫无办法。毛泽东甚至把“打圈子”这个词写进了给中央的正式报告，在1929年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到“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4. 严厉的清洗是红军是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保证，特别是经常性的、有具体针对性的的清洗，不能因为中央苏区几次短期的肃反扩大化造成惨痛损失而否定这一点。红军在动荡野蛮的农村中成长起来，在创建初期大力扩军之后，必然吸入大量的野蛮落后的因素，其中包括很多恶习难改的原土匪成分，通过温和的改造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以严厉手段把信仰不坚定、不遵守纪律的分子清洗出去，才能创建一支信仰坚定、纪律严格的新型革命军队。事实上，共产党和红军中对内部不良倾向和不良分子无情斗争的风格是其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共产党员常常能够打入国民党军队的核心部门，而国民党特工几乎无法打入共产党军队，共产党军队高度集中统一，严格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国民党军队常常在派系和个人纷争中离心离德，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党军队中对不纯分子的严厉政策，这种差别也最终成为决定国共战争胜败的关键。
5.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注：毛泽东）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有的领导人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紧？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事的。井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的吧。”
6. 作为历史亲历者，贺敏学晚年故地重游，对党史工作者这样谈道：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能上井冈山，主要是与我们这支武装力量在这里有关。当时宁冈有龙超清、刘辉霄等人坚持斗争，王佐是我们团结进来的。你们写这段历史，要联系上宁冈、永新的情况。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主席来了井冈山也站不住脚。还有，上井冈山前毛主席通过王新亚的汇报，了解了井冈山的情况。因此，毛主席上井冈山是自然的事了。毛主席不是神仙，也不可能突然从天上飞到井冈山。主要是有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支持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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