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在街上会四处撒尿，为的是告诉别的狗，那是它的地盘。
其实人也差不多，所以喜欢在风景区刻字，再不然四处涂鸦。墙壁车厢不过瘾，甚至吊绳索，在几百尺高的桥墩上画，除了展示才艺，更有宣示“老子大胆到此一游”的意思。这些行为艺术，也算是印刷范畴的一种。
在儿童的世界里，印刷也是无处不在的。在幼儿园里，老师会贴“笑脸”“星星”“大拇指”，小朋友就贴花朵、白雪公主和米老鼠。到文具店里，国产的、进口的、闪亮的、随角度变形的，各种千奇百怪的图章卖得很好。一些如“棒！”“再来一个！”一箭穿双心，还有整句的，像是“我爱你！”等暧意融融的图章，非常受孩子们欢迎。
知名华人作家、画家刘墉曾经回忆过他与印刷的不解之缘：
“真正接触到印刷是高中，自从我编校刊，功课就常拿丙，因为我总请公假去印刷厂，甚至整天蹲在那里。有时训导处说某文章有早恋倾向或不够爱国，抽下来！我甚至得蹲在印刷厂赶稿子。能以最快速度和最少字数补上“天窗”的是诗，一个字加个叹号，也能成一行。所以我后来成为诗人，还得到优秀青年诗人奖，参加了世界诗人大会。”
“蹲在印刷厂可真学到不少。只见那些老“印刷工”，一手攥着稿子和一个小木盒，一手伸到铅字架上捡字，他们能只看稿，不看铅字架，出手飞快而且不出错。校对完正式上机印刷，如果一次印十六页，就得放十六块版，必须由有经验的师傅动手，因为印完之后折纸，页码得连接，稍不小心就会跳页。那时的活字印刷虽然有机器，还是得以手工一张张往机器里“喂纸”，稍没喂好，印出来就歪。我曾经站上机台喂过几十张，起先都好，喂着喂着突然就出错，从此我懂了，为什么棒球好手也会暴投！”
“那时已经有彩色分色机了，但是价钱贵，又常把曹操印成关公。我的书印不起彩色封面，只得以珍珠绿和黑油墨套色。有一回拿到新印好的书，珍珠绿居然污染到手上，用指甲刮，还能刮下一层绿绿的油粉。印刷厂说为了赶工，怕油墨不干，所以加了玉米粉。这事我至今没搞懂，但相信那应该算最早期的环保有机印刷。”
这时候彩色印刷进步太多了，文字也由活字排版和“中文打字”变成“照相打字”。记得我那家打字行在西门町附近，推开厚厚的玻璃门，没有啪嗒啪嗒的打字声，只见一台台大机器，后面透出微弱的灯光与人影，还有更后面的药水味，好像进了加护病房。“
内容摘自刘墉《不疯魔，不成活》，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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