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发展迅速，这表现在版权输出区域结构、作品内容结构等方面的不断优化。但同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单品种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图书数字出版比重较轻，在输出地市场本土化经营能力不强等。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出版‘走出去’论坛”上，业内人士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交流，探索如何拓宽“走出去”之路。
2003年到2013年，我国出版物贸易逆差从15：1缩小到1.7：1，发展迅速。同时，版权贸易的输出区域结构、作品内容结构等不断优化，“走出去”路径更加多样，有力地推进了中外版权贸易与文化交流。但同时，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但面临的问题仍很多，许多单位‘走出去’项目还是以低端的印刷、书店为主，影响力不够，难以获利。另外，出版机构‘走出去’之后要站住脚，要能够实行本地化经营，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建尧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出版‘走出去’论坛”上表示。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是我国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每年出版的图书近1万种、输出版权200种左右。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陆续在莫斯科、纽约、东京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但截至目前，已有两家分公司关闭，另外两家勉强维持平衡。
“中国出版‘走出去’论坛”是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主要论坛之一，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与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主要出版单位负责人共同探索数字时代传统出版“走出去”之路。
输出品种多样但影响力弱
近年来，我国版权贸易工作成绩显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司长张福海表示，具体表现为5个优化，即比例不断优化，贸易逆差大大缩小；区域结构不断优化，以前输出以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日本、韩国为主，如今对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版权输出比例显著增长；内容结构不断优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当代中国精神风貌、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优秀图书版权输出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升；语种结构不断优化，多语种特别是小语种图书的版权输出不断增长；媒体形态结构不断优化，出现了一批通过数字版权海外输出带动纸质版权输出的大部头、专业性强的出版物，数字出版成为“走出去”一大热点。
除版权贸易外，出版“走出去”还包括图书、报刊、音像等实物进出口，数字出版版权贸易，以及印刷服务，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
中国出版集团已经连续2年入选全球出版业50强，今年更是从22位上升到第14位。据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刘伯根介绍，集团成立以来，版权输出从2003年的101项递增到2013年的740项，10年共输出2937项，为全国之首。其中，《于丹〈论语〉心得》签订了32个版权输出合同，涉及28个语种、34个版本，是中国传统价值观通过出版走向世界的典型案例。同时，集团还建设海外网点促进“走出去”落地生根，已有海外机构31家，美国国际出版公司目前正在筹建。
张福海肯定了我国近几年出版“走出去”取得的成就，但同时指出，目前我国输出的品种虽然很多，但是单品种的国际影响力与引进的单品种在中国的影响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外很多畅销书在中国同步出版，也能成为中国的畅销书，但是中国的畅销书能够在国际上同步出版的很少，在国际上畅销的则更少。
数字出版火热却占比较小
数字出版的迅速发展，逐步改变了国际出版业的面貌和格局，开辟了“走出去”的一片蓝海，成为许多传统出版机构“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介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合作，将交大版的数百种精品科技专著投放到对方数字出版平台上，供科研人员下载使用。该社还将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开发“东京审判庭审文献数据库”，这是“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共计8000万字以上，可以让全球读者随时随地都能获取关于东京审判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全面信息。
中国出版集团也在数字出版出口上发力，推出多个重点项目，如国际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易阅通”以及高端个人客户阅读平台“易阅客”。刘伯根介绍，“易阅通”在国际上已与100多家出版商、集成商合作，聚合了170万种电子书、8000种数字期刊，面向国外4万多家图书馆等机构用户和几百万个人读者。另外，还通过在北京建按需印刷中心，以及与全球最大的按需印刷商英格拉姆合作，可以实现在全球的纸本直供。“易阅通”上线运营1年多，已实现销售4.1亿元，其中出口数字产品9000万元。此外，中国出版集团还推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语言翻译”为核心的“云服务平台”——“译云”，通过语言翻译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建立了新的面向全球服务的“译云”在线即时翻译平台；商务印书馆的工具书数据库和工具书在线平台，荟萃了100余种中外文精品工具书，涵盖20多个语种，有360余万条词目，3.5亿余字，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已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商业服务。
我国数字出版物的出口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总额已达20亿美元左右。不过，张福海表示，由于这些年数字出版“走出去”中游戏出口绝大比重，图书等其他类别的数字化产品所占不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土经营重要但仍待提高
面对我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的这些问题，柳建尧认为，“走出去”的高级形式是经营“走出去”。目前有些出版单位已经探索出路径，但是在经营“走出去”方面还有不足，在出版的本地化经营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他建议，应从5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注重沟通。“走出去”首先是语言问题，高层次的“走出去”沟通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需要花费时间来打造一支管理团队，能够和国外不同区域的员工进行沟通，迅速了解合作伙伴的真正诉求。他强调，团队的建设需要人才的引进。
其次，要懂行情。不仅要了解当地出版市场的情况，还要了解当地的经济文化，这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差距。以人才本地化为例，在英美地区，股权激励非常有效，而在日本和北欧，由于实行的是雇佣终身制，高薪更有吸引力。
再次，要充分发挥自身强项和优势。如俄罗斯印刷业较弱，中国的出版机构可以在俄罗斯的印刷市场大有可为。而对欧美市场，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如京剧、国画、书法等去对话，更要对自己面对这一市场有什么长项进行分析和总结，定位自己的优势。
另外，还要有目标和耐心。柳建尧指出，出版“走出去”要有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要有的放矢、稳定地“走出去”“站住脚”“走进去”。30年来，我国已在“走出去”方面取得巨大成绩，也遇到很多困难，要有长远计划，有耐心地“走进去”，开辟宽广的国际市场。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时代出版传媒股份公司董事长王亚非则认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出版企业必须由单一的版权输出模式融入到全球产业链运营，由单纯的图书延伸到全方位的文化投资和拓展。同时，还可以在海外设立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收购兼并当地企业，实现本地化经营。他还表示，要用足用好国家政策，企业自主走出去。中国国际经典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政策为出版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是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方向更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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