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如果说以往我国走双轨制转型路径、补贴国有企业有合理性的话，今天是否应该对此加以改革？
林毅夫：改革应该与时俱进。双轨制在以往具有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改革。去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800美元，资本已经相对丰富，除极少数与国防等有关的企业，绝大多数重工业其实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这说明这个产业中的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补贴，只要改善经营就能获利。这样情况下，补贴就变成锦上添花，就需要改革。
今天实施相关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现在，绝大部分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具备市场竞争力。所以我非常赞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尚存的市场扭曲取消掉，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
记者：基于您对发展理论演变的深入认识，和您的全球视野的观察，您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我国政策设计最应该注意避免哪些倾向？
林毅夫：从《中国的奇迹》那本书开始，我们就说中国双轨渐进改革的好处是稳定快速的发展，代价是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大等。
中国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断扩大的差距造成的人们心理失衡越发严重。而且这种差距还跟腐败联系在一起，就更引发了对这个体制合法性的质疑。要稳定才能发展。所以，这个问题现阶段改革必须加以解决，但必须对症下药。我认为这个“症”目前来说就是双轨制下对一些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对市场的垄断。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现在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矫正那些已经不合适的制度。例如腐败的根源在于有租金，有租金就有寻租。如果将扭曲取消掉，就不存在租金，寻租自然就会减少。这是“釜底抽薪”。
领头龙带给低收入国家的黄金机遇期
记者：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需要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这给那些目前仍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的8亿人口，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带来哪些机遇？如何让这些国家也融入到全球发展进程中来？
林毅夫：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普遍不成功。原因在于他们基本上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做参照，但历史基础和现实状况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过去半个多世纪有几个发展中经济体已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尽管很多政策不能机械照搬，但成功背后的道理是可以参考的。
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对别的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黄金机遇。这在历史上也有经验，如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产业转移，就给当时的亚洲四小龙提供了战略机遇，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也同样给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机遇。
过去讲的是雁行模式，现在我讲领头龙模式。中国大陆现在制造业雇佣1.5亿人。中国制造业升级所释放出来的机会，可以说是二战以后第三次转移，对其他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是难得的机遇。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抓住这个机遇，就必须形成一个“有为的政府”，因势利导地克服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必然遇到的外部性问题，并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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