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听国外人士发表看法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例如，美国QE3退出造成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大量资金外流，给它们的宏观经济管理造成很大困难，印度的中央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拉祜·拉贾要求美国的货币政策不能只照顾美国自己的利益，而应该顾及全球的影响，但美联储最近发表文章提出了“脆弱性的六个指标”，认为QE3退出时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经济脆弱性造成的。印度、巴西、印尼等国这6个指标都很差，但中国的却很好。
而这6个指标中外贸盈余多、外汇积累大、储蓄率高在过去则都曾被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但在这次的脆弱性评价中却变成了中国被称赞为经济稳定强健性高的原因。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所以，不能简单地根据发达国家或是国际机构的说法跳舞，发达国家品评我们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结果如何。
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减缓才能推动改革。我认为这种思路并不完全对，因为经济增速放缓，再加上原有体制机制的一些问题，政府很可能就变成“救火队”。改革必须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从容开展，如果疲于“救火”，根本无法做长远规划和改革。因此维持一定增速是必要的，尤其在下滑由外部条件造成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有维持一定增长速度的条件，这点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相同。
记者：那您对未来中国发展潜力有何具体看法？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我相信中国从2008年起还有20年高速增长的潜力。潜力就在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所决定的巨大后发优势。利用好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很多，相应的投入和风险也都小于发达国家。
目前有两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奇迹不过就是20年，中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放慢是必然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按1990年G－K国际元）的时候，增长速度就会放缓。我们将很快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必然会放缓。
但这些说法并不准确。衡量一个国家后发优势的标准是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产业附加值水平。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这些经济体分别在那些年份之后，利用后发优势实现20年左右8%～9%的增长。所以，中国从2008年开始也应该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潜力。
评论
收藏
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