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认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必须想出一个与货币贬值有同样效果的办法，以便为结构改革创造空间。2008年时，很多人认为危机很快过去，但6年之后的今天仍未见起色，所以我在2008年危机刚发生时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和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消除瓶颈的双赢建议，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记者：倘若上述刺激措施能使发达国家走出衰退、由发达国家带动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尚未能重新确立，那么，对过去一段时期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下阶段新的发展动力何在？这正是本届论坛的主题。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个议题有什么主张？
林毅夫：外需相对疲软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当然要转向内需。内需包括投资与消费。前段时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转向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但从新结构经济学框架出发，我不主张这种政策。消费当然很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不断增长，否则就得举债。发达国家危机很多正是过度消费造成的。
收入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率提高又依赖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交易费用不断下降。其中，交易费用下降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因此，增加消费是逻辑链条的终端结果，而这个链条的起点则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完善上的高效投资。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这些有效投资的空间非常大。此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财政状况较好，民间储蓄高，外汇储备多。利用好这些条件的话，我国维持在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轨道是没有问题的。
深挖后发优势 推动中国未来20年高速发展
记者：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的奇迹式增长获得了普遍关注，但近期唱衰中国的声音再次浮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毅夫：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大部分观点认为是中国体制机制的内在原因造成的，而改革体制机制又很难，因此他们认为增长不可持续。唱衰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崩溃论一直都有，主要是因为中国一直未按西方的主流理论去进行改革。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但唱衰论调没有看清增长放缓的原因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
我近期参加的很多国际会议上，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放缓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但为什么在我们经济放缓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和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如印度和巴西，以及东亚那些表现很好的新兴高收入经济体，增速也在放缓，而且放缓程度比我们还大？因此这种同步放缓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
评论
收藏
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