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阶段，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快，能源需求增长快且刚性增长。对比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虽然有能源稀缺程度，环境空间，技术水平等等的不同，但是，目前中国的许多经济发展问题，如高耗能，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增长，重工化经济结构，能源效率低等等，都是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基本特征，符合阶段性发展的基本规律性。总结国际经验，快速增长的经济常常是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速度快就很难兼顾效率。
对于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问题，讨论很多。人们往往将经济转型简单理解为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对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一个节能减排的基本手段，寄予很大的期望，表现在几乎中国所有的战略规划都会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理论上，调整经济结构对于降低GDP能耗的作用是无需争议的。比如，减少高耗能产业，就可以降低GDP能耗。但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经济结构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谨慎。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是一个以政府、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过程，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一国经济结构应当符合本国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性和规律性。如上所述，目前中国处于高耗能阶段，高耗能工业结构是一个典型特征。目前把降低单位GDP能耗完全寄望于调整高耗能工业结构是不现实的。比如说，发展低耗能产业，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服务行业，这与学界中中国经济增长应从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呼声一致。但是，事实上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没有明显增加。因此，调整增长结构是一个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在经济贸易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分工中，中国的定位很明确。“中国制造”标记无所不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象征。但是，短期改变中国的低端、高耗能的出口可能性不大，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可以努力，但国际贸易分工重新调整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
长期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要改变，而短期强制式改变经济结构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增长。所以，不能把节能减排太大的希望寄托在短期经济结构调整上。
事实上，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十一五”和“十二五”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格局不会有太多的变化，需要应对的问题应该也大致差不多。应该说，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经济低碳转型问题。然而，目前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比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说明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碳减排目标与其他国家不同，是与GDP相联系，是以保证经济增长为前提的；二是，中国低碳转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中国应当尽快完成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换，在202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那个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能源需求下来了，人均收入上去了，能源相关的一些问题，如电力市场发展，能源价格改革，都可以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约束除了能源稀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石油对外依存)，还必须应对低碳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成本。能源成本是中国现阶段发展清洁能源的一个关键障碍。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煤炭最便宜，同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以煤为主是中国能源和电力结构的主要特征，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使其成为首选。无论如何具有争议，便宜煤就有便宜的电价，有竞争力就能提供就业，电价不涨就有利社会稳定。
总结国际经验，快速增长的经济常常是比较粗放的，但是，中国经济粗放也说明了节能的空间比较大；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要求能源成本不能大幅度增加，而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将大规模提高能源成本，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调高电价的难度，所以，相比之下，节能比较便宜可行。中国目前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2%，石油需求依然快速增长。如果按照目前的需求增长速度，很保守地估计，2015年石油依存度达到65%，超过目前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由于国内石油产能的限制，随着需求增长，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只能是越来越高，如果目前的石油需求得不到有效控制，进口依存度升高的速度会很快，石油进口是一个关系中国能源安全的问题。因此，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的低碳战略应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石油替代保障能源安全。
那么，中国“十二五”的低碳经济转型可以理解为，节能和发展清洁能源的过程中促使经济结构有所改变，有意识地进行石油替代。既要认识到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和能源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和过程的必然，能源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也要认识到与能源相关的环境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尽量节能和减排。因此，“十二五”应当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低碳的经济发展既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的约束。
如果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石油替代保障能源安全的低碳战略方向确定，那么，能源电力战略规划除了应对新能源发展，应当对整体节能进一步下功夫，因为整体节能基本上是通过电力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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