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立的老板正对着六七位中层干部暴跳如雷。

　　“你们怎么这么笨，连员工都招不上来，要你们这些中层干部是干嘛吃的！10天之内要是再招不到工人，我们不仅没有饭吃了，还要赔别人的损失，现在我们不发愁没有客户，而是发愁没有工人。你们要记住，现在是工人与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没有工人，我们无法开工。10天内，你们必须想尽各种办法也要招到工人。”郑小立的老板――一家坐落在北京西五环以外的印刷厂的董事长恼怒地离开了会议室。

　　这一天是阳历3月10日，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子还飘散着淡淡的年味儿。但是，身为印刷厂人事部负责人的郑小立和他的老板一样却犯起了愁。

　　他们印刷厂的业务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因为业务断档而发愁。从2009年开始，让郑小立发愁的却是工人严重紧缺。他时常因为工人流失、储备不足而感到困惑，工资始终在不断上涨，却仍然让他难以摆脱缺少工人的压力。

　　“现在我们厂有700人左右，平均年薪在30000元以上，在同行业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每到岁末年初仍是人员变动最大、也是我最发愁的时候。业务很多，但如果工人不足，影响的是声誉和业务。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多是80后和90后，我们单位70%以上的都是这个年龄层的。他们和过去的农民工有本质的不同，时尚、自我、个性，如果仅从穿着方面看，看不出他们就是农村（外地）的孩子，很讲究，包括发型都很时尚。用过去管理六七十年代第一拨农民工的办法管理他们是根本行不通的，对他们更应该用人性化的方法，否则他们会立即甩手走人，甚至连工资都可以不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郑小立有着深刻的体会。

　　孩子，要是工作累咱就回家吧

　　郑小立是70年代出生的，那个年代甚至包括60年代的人都有一个共性，即吃苦耐劳，工作踏实肯干，遵守纪律，而且这些人打工的目的就是挣钱，养活家庭或为弟弟、妹妹上大学挣学费。他们工作流动性很小，即使与企业或工人发生矛盾，他们大多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企业拖欠工资，他们也愿意忍耐。

　　“在外面要好好工作，不要懒惰，遇事要忍耐，咱们出去的目的是挣钱。”这样的嘱咐多是家长们对出生于六七十年代外出打工的孩子们经常做的事情。然而，80后的孩子们变了，背后的家长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孩子，在外面工作不要太累，要是工作累，就别在北京干了，在家里也能给你找工作，别让自己太累了。”如果没有亲耳听到这样的话，郑小立是根本不愿意相信的。这样的场景，正是厂里一位80后工人和妈妈通电话时，妈妈亲口对孩子讲的。

　　郑小立并不清楚，这样的家长越来越多。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没有挣钱养家的负担，他们外出打工完全是轻装上阵，有的是独生子女或者最多家里有两个孩子，他们不用为自己的弟弟、妹妹上学读书发愁。他们中学毕业后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从家里出来时会带上手机、MP3、各种款式的服装及其他物件，甚至还有的带着自己的滑板等。这些群体更看重文化生活，他们有很强的个性和强烈的维权意识。

　　他们对农活、种地很陌生，外出打工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谋生，而是发展。尽管大多数也没有上过大学，但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所受的教育明显超过前者。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是50.43岁，而80后和90后的平均年龄是25.86岁；前者平均受教育年龄只有2.62年，后者平均为12.92年；在农村务农经验上，前者有11.4年，后者平均只有2.1年；前者进城的目的是谋生，他们当初就业多是从事苦、累、粗重的体力活，而且他们的流动性很小，就业期望和个人的权益保护意识很低；这个群体100%认为自己仍是农民。

　　相比而言，后者进城打工的目的是希望对个人有发展，他们不再选择重、累、苦的职业，而是部分从事非体力的白领职业；流动性方面远远高于前者，就业期望和权益保护意识很高，他们当中70%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组研究员李萌对记者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与老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他们的文化程度、技能素质高于老一代，虽然在工作耐受力方面弱一些，但在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方面表现强势，对城市里面的歧视性制度越来越不满，渴望与城里人享受同等的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公民权利。他们没有老一代‘叶落归根’的乡愁情结，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李萌说。

　　我出来不是为挣钱的，我得有尊严

　　“我辞职了，是因为我感觉到领班太势利眼，对我们太不人性化了。我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学技能，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家里不缺钱。如果我回去，我可以在当地工作或自己做个小生意。但我不能为了在这里工作而没有尊严，看着领班的眼色工作，我才懒得伺候他呢。”3月22日，记者在北京朝阳区世贸天阶附近采访时，正巧遇到一位边走边打手机的男孩，约摸20岁左右。

　　记者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交谈，之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位出生于1990年的男孩叫李小强，原籍安徽阜阳，之前在北京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和领班发生了小矛盾，在此前两天已经辞职不干了。由于事发突然，酒店还欠他10天的工资（酒店每月10日发薪），但他义无反顾离开了，宁可不要那10天的工钱。

　　李小强具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这些孩子更容易接受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如果用直接、严厉的管教方式，他们甚至会立即向你提出辞职，哪怕还拖欠着工资，他都可以不要。在他们眼里，个性、尊严比工作更重要。

　　在郑小立的企业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和李小强非常接近。来自内蒙的“85后”技术工人张初明对记者表示，“虽然都是打工，但我们更看重工作环境和能学到什么，即使可以多挣钱，但又累又脏而且最终学不到任何东西，我也不愿从事那样的工作。”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初明的表达能力非常出色。这位只上到高一而中途退学的小伙子善于学习，与人交谈中充满自信，目光直视对方。如果他的普通话说得再标准一些，似乎没有人会认定他是来自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

　　“公司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员工生日会。凡是当月过生日的员工，老板都会请我们到饭店吃饭，平时过年过节的红包更是从不缺少。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感觉到企业是把我们当人看，而且受到尊重。”张初明说。

　　新生代农民工在名字上已经和第一代农民工就有明显的变化。张初明的父母希望他将来有出息，就如同初升的太阳带来光明一样，因而取名初明。家里不仅有电话，父亲还有手机。为了不让父母有太多的牵挂，他每周都会给父母打一次电话，但大多只用三五分钟时间报个平安而已，因为他不喜欢听父母唠唠叨叨。

　　不要把我们当机器，不开心就会离开

　　张初明每天的工作就是开印刷机，这属于技术工种。在企业里，至少工作5年以上才有机会晋升，而一旦晋升，月薪高达6000元以上。他的师傅是一位工作了10年之久的湖北人，月薪已突破1万元。不过，春节后他的师傅辞职回乡创业了。公司再三挽留，但于事无补。

　　对张初明的影响是，一旦有足够的积累，或许有一天他会步师傅的后尘，毕竟在北京没有归属感。“公司对我们很好，但我们始终不会把这里当家。结婚生子、照顾老人都是我们要承担的责任，但在北京，我们根本买不起房子，回家是迟早的事情。”
　　
　　缺少归属感，认为自己始终在漂泊，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共同特征。他们无力支付高昂的购房成本，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的收入并不低，甚至高于参加工作不久的本科毕业生，但家乡就业和创业机会的增多让他们多了一个选择。

幸福指数并不是城市白领的专利，新生代农民工同样有着对幸福的渴望。李小强离开酒店，还因为他自己的时间几乎被剥夺了。“酒店服务员本身工作就很累，好容易有休息时间，还不允许出去，领班看不得我们清闲。我是在这里打工，但我没有卖给这里，我得有自己的时间吧。不能把我们当成机器，不开心我就会离开，因为我不是找不到工作。以我的工作经验，两天之内还可以找到一份同样的工作，甚至有的薪水比原来还高。”

　　“在日常管理中我们都是用人性化管理方法，因为一旦严厉的话，他们从心理上就不愿接受。现在用工制度完全变了，过去是企业有话语权，现在员工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一定程度上员工对企业有牵制作用，否则影响的是企业的效益。”木皇家具（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闵国梅对记者表示，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和过去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打工的目的并不是养家糊口，很多人挣钱不但不交给家里，还向父母要钱。在达到一定条件时，他们希望从事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或自己当老板。

　　郑小立在春节后着实郁闷了一阵子。春节前单位有职工600人，春节后返回公司的只有400人左右，这让郑小立着实犯难。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迅速通过招聘会、网上发布等各种渠道寻找员工，由于企业环境及待遇比同行要好，经过20天左右终于招到了员工。郑小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过去的管理方式是管机器不管人，但现在正好相反，需要管人不用管机器，更要强调人性化。因为现在需求变了，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有时候用物质激励，都起不到作用，不能把新生代农民工当成机器看。由长三角、珠三角引发的民工荒正在向内地蔓延，这一现象将会持续存在。”郑小立说。

　　郑小立印象最深的是，在招聘会上，本科毕业生哪怕是月薪1500元也愿意从事所谓的白领工作，而不愿到普通工厂工作，而他们月薪2000元招普通工人却仍然招不到。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普通企业招工难，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选择越来越挑剔。这种现象，郑小立似乎还没有完全捉摸透个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