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出版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出版业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这些文化资源不是“现成饭”，必须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才能发掘、整理、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遗产。“学如积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王利明举例说，《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是中国古典学术的基本典籍，是传统文化学术的骨干，整理挖掘好、传承弘扬好基本典籍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工作、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于1978年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勘整理工作，成为正史标准本。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其间不幸辞世，后由其学生张忠纲领衔重新启动。这部著作由三代师生接力、历经36年完成，最终超越了历史上公认最好的注本——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

 

　　“出版工作要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决心，要有‘毕其功于一役’的魄力，才能拿出高质量高水平成果，推动文化的传承发展。”王利明说，“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用出版的力量，与时俱进地助力创造中华民族文化新辉煌。”

 

　　人工智能时代出版行业有机遇

 

　　近年来，王利明关注到，人工智能的出现对出版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出版行业关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并没有达到智能化水平。例如，图书有声阅读、图书电子化数字化等都是出版界的初步探索，出版界近年还在智能生成、智能校对、智能检索等三个方向作出点滴尝试。“然而，这不过是初级的数字化文本雏形，离智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王利明说，智能化应用还需要出版界不断努力。

 

　　2022年11月底，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发布。“ChatGPT的出现对出版界可谓挑战和机遇并存。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变革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出版界更要从中看到机遇。”王利明说。

 

　　ChatGPT出现后，出版界便出现“人工操作出版”还是“机器出版”的争论。王利明认为，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古时候文字刻在石头、甲骨和青铜器上，后来又印在竹简、纸质书上；电子书的出现，给出版业带来了更大的便利。“数字化给出版人带来了内容生产的便利，如出版人可以利用互联网收集、检索相关内容，丰富自己的创作。”王利明表示，“我们把技术用好，驾驭工具的人会更得心应手，出版业可以更上一层楼，而不是被工具驾驭。”

 

　　发展数字出版深圳极具优势

 

　　“深圳在数字化、网络化等应用领域率先垂范，与数字、网络相关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众多，活力竞相迸发，是全国学习的榜样。”王利明关注到，深圳不仅在高新技术应用方面领先，还在全民阅读方面倾城相待，如深圳聚力建设“图书馆之城”“书香之城”，居民人均阅读量走在全国前列。他认为，深圳在数字出版领域大有可为，发展数字出版，深圳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也给深圳带来机遇和命题，即传统文化如何和数字化相结合。”王利明结合自己从事线装书的工作经历说，繁体字、文言文或文白相间的语言对现在的读者来说存在阅读障碍，听书可能并不奏效，深圳可在数字化领域对内文进行释义，即融合多种文本进行智能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