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的父亲陈宏阁在租界有一家陈宏记机器制造厂。制造厂承接各种印刷机械的设计制造，10余年来成绩斐然，在业界颇有声望。1935年，柳溥庆、陈宏阁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代华文照相排字机，问世时间比日本早了6年。这个载入史册的事件表明：当时父辈在印刷技术行业里的业绩不比日本人差多少，是日军的侵略破坏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使之处于停滞状态。

　　作为无党派人士，陈宏阁坚信实业救国，崇尚科学技术。在商务印书馆内，有他于1924年设计的用来解决套色印刷技术难点的三色接纹机；在上海漕河泾的生生美术公司有他1937年从日本回来后仿制的中岛式印铁皮机；在陈宏记机器厂还有他的品牌产品——橡皮机和缩小雕刻机……可战争一来，他的强国梦破灭了。日军用武力参与竞争，违背国际公约，袭击民用印刷工业学校等，明目张胆轰炸商务印书馆，这种打压我国工业技术、企图亡我中华的法西斯行径，深深刺痛了国人的心，也使当时的亲历者、我的父亲陈宏阁深恶痛绝。平素不问政治，一贯行事低调的他，也愤然而起。在这期间，从上海到苏北，再到浙东，他用技术为抗战服务。

　　1942年，新四军要印制根据地的货币抗币，因而到印刷技术最为先进的上海寻找人选。新四军找到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地下党人柳溥庆，由他来运作这件事。为保证机器运转无闪失、印制无误差，柳溥庆约见我父亲，告诉他去苏北印抗币的事情。随后，父亲“失联”一个多月，冒着巨大风险，秘密前往江苏东台裕华镇西北江淮银行设立的印刷厂调试机器，后又悄然潜回上海。在此之后，我父亲对柳溥庆的情况心知肚明，但两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

　　回到上海，日伪政府需要有做实业经验的父亲担任甲长，但他不愿与日本人合作做汉奸，于是关厂走人，躲避到老家浙江临海。在那里，父亲遇上了住在同街的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沈敦五。当时宁波高职迁到临海大田镇刘村，开设有土木、机械、水利等专业，还有实验工场。沈敦五聘请父亲做了技术教员，教学生开车床、转床、刨床，学钳工、钣金工和翻砂。父亲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在国统区工作了一年多。1945年6月25日，日本投降前，温州的日军在向宁波集结去参加受降仪式的路上，特意到大田放火烧毁了学校的铁工厂。所幸在得知日军要来的消息后，沈校长与教师商议火速转移，父亲和师生一道，事先将机器埋在地下，躲过了一劫。

　　抗战胜利后，父亲在华东印刷公司掩护新四军宣传用的印刷机械设备和纸张。之后他帮助生生美术公司印刷机器厂和香港永发印务有限公司修复了外国的印刷机械设备。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设计制造了三色平版胶印机，填补了我国印刷生产的空白。他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封锁，攻克“亚核”技术难关，实现了人民币印制的全部国有化。第三套人民币的印制质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他所研制的集色技术一直沿用至今。

　　（作者系陈宏阁儿子，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委会委员兼学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发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