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被挡在一个乱糟糟的集市前，我们一行弃车进入福建省连城县四堡乡政府大院后面的一幢明代书坊式建筑。要不是门前挂着一块铜牌，恐怕谁也想不到它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堡古籍雕版印刷业基地。

　　中国的印刷业曾经领先于世界，早在唐代就发明了雕版印刷。公认的明清雕版印刷业基地有四处：北京、浙江、湖北和福建，如今硕果仅存的就在闽西南玉砂桥畔的四堡。当然，它以一种木化石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四堡的雕版印刷业“起源于宋，发展于明，鼎盛于清。”南宋末年已有《古灵先生集》、《嵩山集》等书籍署名“临汀郡斋”刻，清杨澜所著《临汀汇考》也有“汀版自宋已有”的记载。到明成化年间，四堡籍的湖广巡抚马驯宦游四方，其随行亲戚故旧多有经商者，开始染指出版业，并将汉口等地的印刷技术传回家乡。由于书商的推动，四堡的印刷业开始发达。到明万历年间，时任浙江仓大使的邹学圣辞官归里，在雾阁首开书坊，“镌经史以利后人”，由此，四堡的雕版印刷业开始走向刻、印、销一条龙的规模化发展。清乾嘉道三代勃然进入鼎盛时期，著名的书坊有马屋的万竹楼，林兰堂，五美轩，雾阁的敬业堂，文海楼，素俭山堂等四十余家，中小书坊则达万余家。四堡的雕版印刷基本上属于家庭作坊，所印书目近千种，主要为启蒙书、经史子集、医学书、小说、诗读、应用书籍、堪舆、筮卜、星算等九类。一位老人告诉我，《金瓶梅》问世后，即被判为淫书，京、汉、杭不敢印行，唯远离朝廷的四堡出版了《绣像金瓶梅》。“当时卖出一套《金瓶梅》，便可供一家人一年的用度呢。”

　　四堡还印行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合刊本，上半部是《三国》，下半部是《水浒》，阅读时可调频道，这在中国出版业中尚算罕见吧。值得一提的还有用连史纸套印《西厢记》，字为黑色，圈点为红色，此种古籍如果出现在今天的拍卖会，各路藏家必定踊跃举牌。

　　四堡的印刷业在西方资本和文化进入中国后，开始了末路狂奔。有两次打击可说是致命的：一是在清咸丰、同治年间，石印技术在上海登陆。与雕版相比，石印版更快捷，字迹更清晰，装帧也更美观，一问世便成为雕版的克星。二是在同治、光绪年间，西方的铅印技术又接踵而至。铅版书籍刊印快速，价廉物美，很快占领市场，石印仓惶落败，更遑论雕版。清末民初，四堡的大小书坊纷纷倒闭，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可以想象的是，1942年，当雾阁敬业堂的最后一本《万年历》在枣木架子的切书机上切去最后一条毛边后，伟大的雕版印刷黯然神伤地进入了它的冰川期。

　　雕版印刷的化石除了古籍，就是数不清的小叶樟木雕版，它们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被堆放在九厅十八井格局的书坊内，生虫、霉烂、佚散，十年动乱一把烈火，烧掉无数。秦灰之外的残余，在后来的年月里被印刷家的后代塞进灶膛里煲粥煎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天黄昏，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位老外惊动了林兰堂瓦楞上的衰草，她就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的专攻东方文化史的包雅筠教授，当她发现在村民劈柴刀下粉身碎骨的乌漆墨黑的木块原来就是印刷业老祖宗的遗骸时，差点昏过去。在她的多次呼吁下，厦门大学的学者和省里的文化官员开始惊醒，于是，劫后遗存的雕版被收集起来，供人瞻仰。然而我弄不懂的是，在四堡雕版博物馆内能看到的支离破碎者，不足一百！

　　包雅筠教授现在还是每年要来四堡一次，在弥漫着猪粪臭的摇摇欲坠的明清书坊内穿行，继续探寻中国印刷业兴衰的传奇。她撰写了数十篇关于中国古代印刷业的论文，出版了厚厚的专著，这让中国人很没脸面。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在出版业日新月异的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了电脑书写、打印、复制、检索及传送等重重法门后，谁还会缅怀一种古老而笨拙的印刷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