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1980年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毕业,曾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现就职于交通银行总行企业文化部。曾在全国重要报刊发表论文和书评逾百篇,并被《新华文摘》及各大门户网站转载。
2014年2月7日,是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接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郭宝宏老师的电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毛老师,老万走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你……”
我瞬间愕然了……
一
我最初知道万启盈这个名字,还是在求学的时候。
我是在中国科学院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为科学技术史。恩师韩琦先生,是印刷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其舅父张秀民先生,更是治中国印刷史的大师,代表作《中国印刷史》是该领域迄今完备而系统的综合之作。一次韩师对我说:上海出版界有一位万启盈老先生,岁数很大了,但一直在做印刷史的研究,很不容易。由此在心底里埋下了能见到这位老先生的愿望。
2011年春夏间的一天,出版社领导偶然找到我,说有一部印刷史方面的书要出版,作者是一位老先生,社里想让我担任责任编辑。我接受了这一出版任务,并很快地联系上了作者及其助手郭宝宏老师。
我与郭宝宏老师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告诉我,万老是上海市出版局的老领导了,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33年转学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初级职业班和高级职业班,开始接触印刷技术和印刷理论,后来辗转到延安,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印刷厂做排字工;曾担任中央印刷厂部门主任、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等职,担任过绥德西北印刷厂厂长和中央印刷厂党总支委员;抗战胜利后,又接任中央印刷厂厂长,并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他说,万老多年来都有一个心愿,就是编著一部系统的近代印刷工业史。
他也带来了万老的部分手写初稿。那工整而颤颤巍巍的字迹,仿佛让我看到了一个耄耋老人“爬格子”的情景。郭老师说,万老每天花费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推进这部作品的编著工作,但毕竟年岁大了,进展速度并不是很理想,将来的编校工作可能会耗时耗力。另外,万老有几个特别的要求,比如,这部作品正式出版时,“”、“b”、“A”、“|”、“u”、“N”、“r”、“h”、“~”等九个字,要以繁体字形式出现;图书要做成串线装,书翻开来要能摊平;正文的字体要大,墨色要浓重,便于年纪大的人阅读;序言第一页要放一张彩色照片,其他都黑白即可……
当时,我就猜测,这位万老,应该是一位很认真、很顽固同时也很可爱的老人吧。
二
201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四楼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我和美编夏芳见到了这位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在进门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与印刷史相关的书籍与材料,论及印刷史学界的人与事,老人声如洪钟、思维清晰,谈起自己投身革命洪炉的激情岁月,更是神采飞扬、历历在目。
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之所以写作《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的原因。他说,万老从事印刷工作整整八十年了,他编写这部书,不为沽名钓誉,只求为后人的研究做一点积累的工作。他有时一天伏案七八个小时,近来听力减弱很多,助手郭宝宏只能通过在纸上写字与他交流,不过他仍在坚持,自信能在三年内将续篇的30多万字也写出来……
我在纸上写下了“张秀民”、“韩琦”等名字,问他认不认识,并写了“韩琦是张秀民的外甥,我是韩琦的学生”。他看后,仰头哈哈大笑,说:“啊,看来找你来责编我这部书,是找对人了。我以前跟张秀民先生通过多次信,寄到嵊县去,向他请教印刷史的问题,北京的韩琦我也知道,但不熟悉。你看,《中国印刷史》是我经常要看的书,都被我翻得很旧了。”说着,他用手指指门口书桌上的那堆书,果然,有一本旧版的精装本《中国印刷史》在桌上放着,从外观上可以判断,显然已经被翻阅过无数次了。他又接着解释说:“我编写的这部书,跟《中国印刷史》还是不一样的。我做的只是资料整理的工作,很多资料还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言语中带着诚恳和谦虚。
谈到书中的九个繁体字时,他非常郑重地解释说,这九个字之所以一定要使用繁体字,一则希望以此促进海峡两岸的互相交流沟通,通过学术交流来增加相互的了解,争取早日和平统一;二则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汉字的简化给我们带来的未必都是好处。他还说,他非常希望能看到海峡两岸能各自挑选出几个字来改变,大陆使用繁体字,港澳台使用简体字,以此达到一种“书同文”的文化默契。
谈完了书稿后,他意兴很浓,又向我们谈起了他的工作经历。在延安清凉山脚的万佛洞,他排过字、拼过版、管过工务、当过厂长,甚至还挎过枪、当过连长、打过游击。
1954年,他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印刷、科研、教育、物资等领域。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任命状,他一直珍藏着任命状,由此激励着他不虚度每一天……
三
毫不夸张地说,万老是为印刷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的。
解放初期,他主持了对上海二千余家印刷企业的管理、改造工作。他作为创始人之一,为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的创办竭尽所能。1958年6月,他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79年3月,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1月离休。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他在离休前后致力于中国印刷工业史的编纂工作,倡论“书同文”。他参与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词典》《印刷科技实用手册》《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等书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在编著《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时真可谓呕心沥血。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堪称是关于近代印刷工业发展的史料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