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青年报》主办的全国深度报道研讨会，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全国众多媒体的调查记者。这些有着相似职业经历、曾经在一线相伴采访的调查记者们相聚一堂，彼此熟络地打着招呼、热情地称兄道弟，交流、研讨、吐槽，让每一年的研讨会都好像是一次“调查记者的盛会”。

　　然而，今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深度报道研讨会，却如同此次研讨会的主题“纸媒困境下的深度报道”一样，让热闹的盛会笼罩在一种不似以往的氛围之中——“困境”“转型”“深度救赎”“突围”这样的字眼在会场内外反复出现，就连一些年年参加研讨会的资深调查记者也正处在个人职业的转型期，言必提及“新媒体”。

　　纸媒遭遇困境，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纸媒承载之下的深度报道，是否同样遭受到来自新媒体的冲击之困？对深度报道而言，转型究竟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伪命题？

　　突围之时：被赋予极大期望

　　博雅天下传播机构旗下经营《博客天下》《财经天下》《人物》等杂志，该集团副总裁郭光东在被一丝悲观情绪笼罩着的会场上，称自己是来“报告纸媒和深度报道好消息，来捧场子的”，他的观点也充满了提振报业人心的正能量。

　　“纸媒同行万万不可自怨自艾，更不该自轻自贱。”在郭光东看来，笼统地谈纸媒困境并没有太大意义，在可预见的将来，纸媒的商业模式无论再怎么传统，仍然是可以持续的。况且，优质内容依然是大众渴求的，严肃的新闻媒体也是一个健全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广告客户依然需要依托纸媒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投放品牌广告，增加它的曝光度和美誉度。“内容终归会值钱，一旦新的商业模式形成了，坐拥优质内容的媒体就会‘翻身’。”

　　那么，能够让纸媒“翻身”的优质内容究竟是什么？郭光东用纸媒目前的劣势做出回答，“报纸特别是日报往往文章短小，但这个以前的优势如今反而最容易被新媒体的碎片化替代，时效上又拼不过以秒为单位的新媒体”。对于这个问题，《南方都市报》深度部主任王莹直言，“深度报道已经被当下的传统媒体认为是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最可见的优势”，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雀巢大中华区副总裁董玉国会后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从广告主的角度表示，深度报道对于提升纸媒的品质和吸引力是非常重要的。

　　深度报道当下之所以会被传统媒体赋予更大的期望，王莹认为，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碎片化的信息冲击时代和新的互联网冲击时代下，传统媒体在内容方面可替代性的门槛相对最高的领域，“到目前为止，这是一块还没有失守的高地，因此大家都会关注这一点，会越来越强化这类报道，这应该是一种趋势”。据王莹透露，《南方都市报》将在6月中旬启动新一轮改版，深度新闻类的版面也会在这次改版当中有所调整优化。这次改版的要义和主旨除了在资讯的提供上更快之外，另一个层面就是希望在深度新闻、深度策划、深度独家视角和深度版面表达方面做一些新的尝试。

　　报道之困：整体不尽如人意

　　既然深度报道如此重要，那么，当下的深度报道是否能够带领纸媒实现突围？对于这一问题，郭光东却没有那么乐观。在他看来，目前纸媒的深度报道虽然佳作不断，但整体状况还是不尽如人意。“当我们将自己的深度报道与国外的深度报道相比较，经常会沮丧地发现差距实在太大了。这种差距也让我非常困惑，同样是母语写作，为什么我们就写不过人家？”

　　“很多媒体、很多编辑记者压根儿就没有学会做深度报道。”郭光东对于深度报道的现状颇为担忧，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纸媒在新媒体冲击之下纷纷寻求转型之道，但郭光东依然是“深度报道不需要转型”这一观点的坚定拥护者。“还没学会就想转，不是转到坑里去了？你以为写得长的报道就是深度报道？写得深的才是。很多人跟一个采访对象聊一个小时，就敢洋洋洒洒写几千上万字，一个访民在你面前扑通一跪，你就敢称自己写出来的是调查报道。”郭光东的批评有些犀利，但确实道出了当下存在的现实问题。

　　这种现实与《华商报》社会新闻调查部首席记者江雪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备受业界推崇的知名调查记者，江雪眼中的调查记者应该是“一个手艺人”，她在此次研讨会的微信群里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相信无论人们怎样讨论纸媒的困境，一个真正的手艺人，总是有他或她存在的价值，也能享受到沉浸于自身手艺的那种幸福。”郭光东对于这种“手艺”有着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真正的深度报道应该具备7个特性：一是问题足够重要；二是选题要有想象力，而不是模式化的；三是结论要有颠覆性，让人能够重新认识一个公众事件；四是要展示复杂性，不再只跟两三个人聊聊甚至只跟一个采访对象聊一个小时就敢写；五是要建立与时代的关联，要在坐标系里表达，而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一件事；六是要有好故事，不要搞材料堆砌；七是要有靠谱的价值观。

　　“深度报道的这7个特性，哪一条受到互联网冲击了？没有。”郭光东认为，人们往往会借口纸媒困境了，深度报道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把财务问题跟业务问题混为一谈，甚至借口财务问题给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借口，“我在媒体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心浮气躁，很多人都在做着扎克伯格一夜暴富的梦，你会发现现在找人好像越来越难了，看到一个好的媒体人跟他聊聊，他说我不想再做媒体了，要跟几个朋友一起互联网创业”。

　　对此郭光东表示，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挣大钱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还肩负着公共服务的使命，可目前的这种形势已经影响到深度报道的品质。“其实，新闻行业的门槛并不是很高，只要你有想法、有追求，这个行业肯定不会埋没你，你所有的努力都白纸黑字摆着，没有任何人能侵占你的劳动成果，而管理者要想把媒体做好就必须重用这些有才华的人。”面对来自互联网的冲击，财新网执行总编辑张继伟感慨这的确是一个最糟的时代，“但如果你稍微做一点努力，你的成果就会凸显得非常清楚，正因为如此，这也的确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现实之难：传统流程正遭遇冲击

　　做真正的手艺人，这是职业上的要求和主观上的意愿，但在新媒体冲击之下的现实面前，这种坚持往往会显得有些尴尬，因为传统深度报道的流程正在遭受冲击。“怎样处理时效性和报道深度之间的悖论？”王莹说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给记者一个线索，要求两三天做出一篇复杂事件的调查稿，“这样做出来的东西能否实现郭光东老师所说的深度报道的7个特性？这肯定存在着严重的悖论”。

　　媒体的很多深度报道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看来都是伪深度，因为“我们的报道经常是在接到线索之后，要求记者在非常短的时间以非常快的节奏，要把一个复杂事件用文字呈现出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越是复杂问题它背后的影响因素就越多，一个记者能不能从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到在某一个地方、以最短的时间向相关人士把事情了解清楚，然后还要向读者解释清楚，想要做到这些非常难。”刘万永直言不讳地指出，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粗制滥造的深度报道不可能长久地留存下来。

　　除了速生与深度的矛盾性带来的尴尬，传统深度报道的操作模式也引发了调查记者新的困惑。“突发事件发生后，首先判断要不要派记者去，如果只是单纯的突发事件，没有延展性，你怎么从深度的角度去做。经过初步的判断，我们让记者去了，但报道过程中，基本上记者可以关注到的信息或者是可以在两天时间里获取到的内容此后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了。记者随后写了一篇深度报道，但这篇有延展性的报道又遭遇新的尴尬：这个事件的热度没有了。”尽管高质量的深度报道从专业角度来讲与普通的、简单的消息不同，但王莹坦言，从社会影响力和反响来看，新闻本身从传播角度的冲击力和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本身的热情度都面临着影响和挑战。“本来深度新闻的价值所在是我们应该去关注或者传播、报道、呈现、引发公众关注的东西，在当下反而某种意义上我们却成为热点的追随者，并且很多时候，所谓的关注一天两天之后就快速消失了”。

　　纸媒与新媒体比传播的速度、比资料的丰富、比形式的多样有着天然的弱势。但面对这些新变化和新挑战，纸媒和调查记者们就只能束手无策吗？“如果我们承认新变化的发生，除了所谓的悲观以外，有没有在变化中的自我提升空间？”王莹认为，这种提升的前提建立在对传统深度报道的重新审视之上，包括重新审视读者和用户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从公众获取信息的诉求角度认真研究他们愿意为怎样的优质内容买单，去买这份报纸，为这个品牌叫好。王莹的这番话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