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期杂志因审读的原因最终并没有上市，直到5个月后，成为新历史合作社出品的《我们的历史》数字杂志第一期。从5月15日起，陆续在多看、拇指阅读、豆瓣、字节社（苹果报刊杂志商店）、亚马逊等阅读平台和静思雅听上线。

 

虽然还是同样的内容，但从《看历史》到《我们的历史》，却是一次从纸张到电子的质变。

 

 

将纸刊的主选题抽离出来成为数字杂志的一期。杂志不再是包容各种栏目和内容之“杂”志，而是聚焦一个主题，满足一群读者需求的“专”刊。虽然保持定期出版以聚合稳定的读者群，但从内容上更近于MOOK（杂志书）设计只需完成主视觉，包括封面和内页基本风格。在不同平台上，会因应平台、技术和需求，实现不同的形态。

 

每期售价6元（推广期3元），只是原来《看历史》零售价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从内容完成到制作上线，只用三天；其中豆瓣阅读是自己制作后审核上线，制作期只需三个小时，上线只需一天。而纸刊一般得10天才能完成制作、印刷、物流、上架等全流程。

 

内容来自外部作者，图片和视觉设计来自外包，制作主要由平台完成，销售渠道是阅读平台，更不必自己操劳。团队由此只专注几个核心环节：产品设计、内容策划、外包发包、编辑，以及营销推广和用户互动。此前《看历史》内容团队有15人，现在只有5人；整个机构也从22人变为11人，分内容、产品和市场三个部门，除数字杂志外，还以相同的模式生产纸质图书、纪录片、活动以及客户定制产品等。

 

由此，新历史合作社成为一个历史产品的生产组织平台，在上游与上百位作者、设计师、图片编辑等专业人员共同协作完成产品；在下游与各阅读平台和社交网络协作，实现销售和推广。

 

由此，我们与协作者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构建新的规则。比如新历史合作社与作者签订5年作品使用权，期内可以各种介质和形式使用这些内容，因为一次性内容使用和单一形态的产品，在数字媒体中不足以产生足量收益。相应地，除支付基础稿酬外，作者也将与我们分享全程收益。

 

基于此，我们尝试构建“一云多媒”的模式，“云”指作者池和内容云，足量的作者聚合和内容累积，才可能制作多样的产品，实现长周期的销售。

 

学者赵楚曾经对我说，千字稿酬到五千元，数字媒体就起来了。在中国纸媒中，稿酬价格不足以养活专业的写作者。但数字阅读按下载收费，既有可能无人问津，也可能会出现百万甚至千万级阅读量，作品销售与收益直接关联，才可能使内容形成合理的价格。这种模式将会彻底摧毁传统媒体（出版）生态。现在腾讯大家、百度百家即是第一步。

 

新模式的另一层含义是，在纸质报刊中，以《看历史》为例，内容生产成本只占媒体成本的20%-30%，大头是纸张、印刷、渠道和销售费用，而在数字媒体中，内容成本占媒体成本70%以上并且无限接近100%。这样，生产者可以专注于内容本身，并且分享更多的收益。

 

当然，我们也与读者（现在叫用户）形成了新的关系。媒体不再是按照主编的意愿，自行决定或是主观臆测读者需要什么。《我们的历史》在上线开始，就能知道用户的反馈：多少人浏览、多少人试读、多少人购买以及他们下载后阅读了多少，他们看了什么以及说了什么。我们于是知道了他们是谁，可以为他们定制产品，也可以一起来生产、阅读和分享。

 

而这一切最重要的结果，产品成为有生命的活物。在纸质时代，报刊一生出来就“死”了，不能被修改，不能互动，生命期短暂（一天或一月）。而数字媒体，在一有想法时就活了：用户和生产者可以共同创意设计，共同创造内容，内容在不同介质有不同呈现，可以随时修改，可以拥有很长的生命期（不仅是销售期），媒体行动的参与者（作者、生产者、用户等等）可以无界互动。这是一种美好的可能。

 

2013年的半年，只是新历史合作社在数字媒体中的“试用期”，2014年会有更多新意思：《我们的历史》数字杂志会从一种变成系列书种；基于数字出版为作者开发自助出版通道；尝试借鉴《纸牌屋》模式从数据分析为用户定制产品等等。

 

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不是传统媒体的终结者，它只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将各种要素以以前不可能的方式聚合起来产生裂变。互联网带给媒体的，不是桎梏和死亡，而是自由和生命。

 

当然，目前数字杂志还不足以带来商业收益。阅读用户从纸质到数字的迁徙才刚刚起步，更好的媒体形态还在探索中，媒体机构和业者仍在盲人摸象，而从售价20元到3元，一方面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同时也意味着（通过不同产品和长期销售）实现收益累积的周期更长。

 

当然，媒体管控和审核方式，也在相应变化，这也将给数字媒体带来不确定性。

 

2014新年伊始，就传来《中国周刊》、《全球商业经典》等报刊变故消息，这一如我一年前的预测。但这只是开始，未来数年内，纸媒会批量性的关闭，传统媒体机构会解体，媒体人员会大量溢出，各种生产要素（资本、人员；内容和商业资源）等会在互联网平台上重新组织，由此产生无限的可能。

 

一年前离开《看历史》时，面对其他纸媒的邀请，我曾说了一句话：我不想去给纸媒送终。现在看来，媒体革命，是一次“喜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