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0日，一场围绕数字出版与文化传播关系的讨论在2012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来自中国、英国、德国的出版人和学者分别从实践者和思想者的角度，就数字出版对文化产业、国际传播、阅读、版权贸易、传统出版转型等方面的影响、意义作了深入地探讨。

　　发言者普遍认为，数字出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播的国际化，数字出版不仅从时空上实现了跨地区传播，而且还实现了国际传播的即时性，它会使文化传播更广泛、更深远、更迅速。

　　全球数字出版发展迅猛

　　满足客户需求才能成功

　　据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彼得·菲利浦斯介绍，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英国的线上新闻颇受争议，主要原因是当时互联网用户太少。不过现在看来，这个决定非常重要。2004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有100万用户就是通过BBC线上平台观看奥运会的。如今，英国有1/2的受众是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

　　彼得·菲利浦斯认为，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包括数字出版在内的文化产业带来了发展空间。199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顺应时势，建立了第一个期刊数字平台。在彼得·菲利浦斯看来，数字期刊平台的成功建立，不仅能为图书馆节省很多空间，也使出版社与图书馆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40%的客户来自数字出版平台的成效，是传统出版无与伦比的。

　　彼得·菲利浦斯还认为，虽然英语很国际化，但是客户的需求是多样的。各国阅读环境、阅读风格不同，导致各国读者需求各异。像数字出版产品，就不适合投放到随时停电的地区使用。

　　与彼得观点一致的还有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执行副总裁朱莉·安瑞特，她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为个案，介绍了施普林格变身数字出版商的过程。

　　朱莉·安瑞特说，成立于1842年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完成数字出版转型分三个时期。1997年，施普林格建成第一个数字出版平台。2004年，施普林格决定将旗下所有期刊数字化，2005年又决定将所有图书数字化。现在，施普林格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书数据库。

　　朱莉·安瑞特认为，施普林格转型数字出版后得到的最大反馈是，内容使用量明显上升。从2006年起，施普林格的电子书下载量已超过1/3，表现出强劲趋势。现在，施普林格决定把所有的出版内容都放到数字平台上，让不同的用户，通过互联网、手机、阅读器等不同的途径，获得不同的内容。

　　“我们的努力是：让全球读者24小时内获得我们的数字图书。”朱莉·安瑞特说。

　　专业出版成为数字化重点

　　企业纷向信息服务商转型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刘伯根认为，数字出版有4个关键节点，即专业出版、专业集成、专业服务、专业需求。在数字出版细分领域，发展最快的是专业出版。

　　据统计，在STM（科学、技术、医学）出版领域，数字产品销售超过总收入的60%，而科技领域则普遍占到70%～80%。世界五大商业出版社（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 & Francis、Wolters Kluwer）数字化程度几乎都接近100%，同时，各家重点学科、核心刊物的中期和远期的过刊数字化都已基本完成。如爱思唯尔在线全文数据库（Journals Consult）收录有2500多种以医学为主的期刊。

　　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出版大公司普遍开始由内容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转变。如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专注于提供科学、技术、医学等专业服务；爱思唯尔全医学平台则集合了期刊、参考书、视频、图片、影像、临床试验、诊疗指南、药物专论等12种资源，收录全球5000多种医学期刊的2000万条医学文摘，500多种期刊全文，900多种图书，2500多个视频，170万张图片，12余万个临床试验。同时，以英国科技出版集团的英捷特（ingentaconnect）平台为代表的集成商，也是汇聚了250多家各类学术科技出版商的1.6万多种电子期刊和出版物，超过500万篇各类期刊文章，已成为全球三大数字图书馆平台之一。

　　作为图书进出口服务商，刘伯根认为，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也面临着从传统产品提供商向综合信息服务商的转型。他透露，目前公司已启动了全球数字资源聚合与服务工程建设，初步完成了虚拟化数据中心的建设，并与国内外出版社开展合作，目标是通过加速对全球数字资源的集聚、存储、加工、管理、交易和服务，打造中国数字资源进出口“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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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出版改变阅读方式

　　如何趋利避害需要思考

　　数字出版在改变传统出版的流程、管理、存储和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

　　据统计，2011年世界网民数量已超过20亿，手机上网用户接近10亿；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手机上网人数超过3.88亿。数字阅读成为当今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不争的事实。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认为，我国出版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在专业出版方面的成就，及对大众出版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是，在数字阅读环境下，碎片化阅读、浏览式阅读对阅读产生的不确定因素，值得反思。

　　聂震宁说，数字阅读有传统阅读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就是便捷性，查阅资料的便捷、定位信息的便捷、链接知识的便捷。但是只能是阅读方式之一。数字阅读无法完全取代传统阅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所承载知识“层次的局限性”。数字阅读的游戏性较强，碎片化特征明显，信息之间容易互相干扰、覆盖。如果只停留于信息和知识层面的获取，这对人的全面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聂震宁表示，从这个层面上说，应当限制数字阅读的泛化。应该注重阅读的价值取向、方式、选择、环境的重建，应该提倡人文阅读，不要落于纯技术阅读、功利阅读中。

　　“新的媒体要有新的管理方式，以新的思维来管理数字出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如是认为。肖东发说，应发挥数字化可以碎片化的优势，吸收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经验，对信息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和管理。通过对出版物内容打碎、提取、拆分、分类、标注、存储、分发、检索、计费、支付等方面的细化、微化，提供个性化服务。

　　论坛上，尽管各国出版人、学者称企业间数字出版竞争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但是大家还是保持着清醒。

　　彼得·菲利浦斯认为，尽管事实证明数字出版存在很多机遇，但还是不要轻易地认为传统出版即将结束。大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出版还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的。比如，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在电视屏幕上看比赛；很多人度假时还是喜欢带纸质图书随时阅读而不是电子书。亚马逊总裁说得好，电子书销售在增长的同时，纸质书销售也在增长，这说明纸质书在帮助电子书销售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