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安德森（美国学术出版协会会员、前董事会成员）：

　　在过去十年里，出版商已经进行或接受了很多创新，其中最大的进步体现在一种创新文化。

　　整个出版领域的文化已经由一种迟钝，对外界漠不关心的状态转变成动态和具有前瞻性的状态。对于某些出版商来说，这是一种痛苦，而对其他出版商来说则是享受，甚至是推动这一变革的力量之一。这是一种重要的进步——它使出版业变得更加以客户为中心，更加具有战略性，更加以投资为导向，更加面向数字化。

　　我们可以列举近十年来出现的新事物，如超链接文献与DOI集成、站点许可、卫生领域研究网络计划（HINARI）以及其他面向低收入国家的开放存取行动等等。此外还有网络广告、多媒体集成、移动互联网、快速出版实践、期刊之间的交叉链接、语义分析、搜索引擎优化、用户分析、电子邮件、电子阅读器、应用软件、产品扩散（product proliferation）、开放存取、互动学习、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机会。

　　托德•卡彭特（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化组织NISO执行主任）：

　　出版商最重要的变革还未被人们意识到，它的影响也还没被感知。虽然没有任何明确的战略，但出版商已经开始打破传统的印刷出版模式了。

　　早在十年前，大部分期刊就接受 “补充资料”（supplemental materials）的观念。这些补充资料包括音频、视频，以及数据集和可视化内容。不少期刊中几乎每篇文章都会有这些补充资料，它们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想象一下视频等可视化内容的作用。出版商以一种纸质版期刊网上代理的身份，不知不觉地推动数字内容形态的转型，将简单的文本内容呈现转变为更具有革命性的内容形态。不少专业出版商看到这一趋势，并采取大量行动。爱思唯尔的“Article of the future”行动，美国光学学会的光学物理期刊和互动性科学出版软件，都推动期刊的变革。

　　某些出版商已经开始推翻传统纸张思维的束缚，突破以纸张为基础的数据呈现。未来的4到5年，我们将看到各种新型的文章样式。这是多媒体转型的一个方面，我们将超越图书、在线教材，甚至电视。我并不是说这就是出版商该做的，但至少说明出版商已经回应作者的需求。

　　约瑟夫•埃斯波西托（“便携式CEO”独立管理咨询师）：

　　过去十年，出版领域最大的进展是Kindle，Stanza和PLoS ONE。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进步都不是由出版商创造的，除非你将PLoS ONE视作出版商。Kindle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阅读，它并不是第一个阅读设备，但它改变了整个体系。现在电子阅读成为一种常态，Kindle使我们放弃呆板的PDF文件，真正享受无所不在的阅读。

　　另一项更为重要的进步是针对iPhone平台的Stanza阅读软件，它是由Lexcycle公司创造，随后该公司被亚马逊收购。Stanza证明阅读软件可以与底层硬件分离。除了苹果的系统，其他所有的阅读软件可以被不同硬件读取，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游戏机。

　　PLoS ONE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盈利手段，并且是可持续的，因为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无法在正式的期刊上获得发表。这些都是难以置信的人类智慧。从本质上讲，PLoS ONE是针对作者提供的托管服务，而非针对读者，也正因为此，我才不将其视作是出版商。

　　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由出版商带来的显著进步。如果我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话，我将感到高兴。下一个重大变革可能出现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上。这场变革正在进行。

　　大卫•沃吉克（美国能源部下属的科学与技术信息局创新业务高级顾问）：

　　在我的书中提到，互联网发现技术（Internet discovery technology）已轻松获胜。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描绘领域的能力，可以找到与给定文章内容相关的文献。这方面的引领者是Google Scholar，它的“Related articles”按钮采用先进的全文语义算法，能够找到与指定文献最为相关的排名前一百的文章。目前，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出版商采用了这种在线工具。

　　整个科学领域有上百万的细分专业，不同专业都有各自相邻的专业网络。传统的期刊体系使得寻找到关联内容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不同的内容往往被出版在不同的期次、卷次，甚至不同期刊上。但最近十年来，出版商和集成商共同努力，利用网络技术逐步解决了内容发现的问题。

　　瑞克•安德森（犹他州大学Marriott图书馆学术资源与集合业务分管副院长）：

　　我想说，最近十年出版商最大的进步就是推出大宗交易（Big Deal）。虽然作为一个模式它仍然存在致命缺陷，我也对其内在结构存在强烈怀疑，但可以放心地说，大宗交易使更多的人能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内容，这是出版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的浪费，从长远来看，只要它的年费增长率保持在5%～10%左右，这种模式就不可持续。但毫无疑问，大宗交易为研究者和学生带来巨大收益。

　　迈克尔•克拉克（Silverchair Information Systems产品与市场执行副总裁）：

　　总的来说，STM与与学术出版商在过去十年最大的进步体现在对站点许可（The Site License）的完善和深化。站点许可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它使得出版商可以对价格与市场区隔进行精细化管理，并向全球拓展销售渠道。如果没有站点许可，学术出版商的命运或许就跟报纸、杂志和大众图书差不多了。

　　朱迪•路德（Informed Strategies总裁，美国学术出版协会前主席）：

　　通过将审稿和组稿一些工序外包，出版商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简化了自己的生产流程。缺乏某些技能的企业可以聘请有经验的员工，许多供应商已经从单纯提供数字化服务，延伸到编辑、生产和发行服务中。因此，今天即便是一家小型出版商也可以实现规模效应。许多出版商选择采用XML文件，保持灵活性以应对新的产品和商业模式。

　　安•迈克尔（Delta Think总裁，资深信息与媒体咨询师）：

　　出版商最大的进步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带给市场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要继续生存，他们必须改变对用户价值的定位。

　　出版商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与客户各种层次需求的合拍。虽然高质量与可信赖的内容仍是关键，但服务、工具和内容呈现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出版商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进步，包括思考读者需求，提升用户体验，与技术和内容提供商合作，尝试新的商业模式，等等。未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有些出版商走得更快一些，但整体来看，这个行业还是在积极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