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文本输入、激光照排、一体化印刷等新技术快捷地复制海量文字的这个时代，人们坐在屏幕前娴熟地敲击着键盘，将汉字迅速地显现、组合。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些铅字印刷都已经显得有些模糊了，而在一些偏僻的乡村，仍有人使用木材、刻刀、棕刷、油墨这些古老而简易的工具，延续着印制书籍的原始魅力——

　　《福宁州志》中，记载着一种大量被府衙和民间用来制作告示、族谱、田契、佛经等印刷品的工艺，这便是诞生于我国的伟大发明印刷术，它开端于雕版印刷，更进于活版印刷。然而到了近代闽东文史志书中，无论雕版还是活版，都已渐渐淡出，以至于难觅其踪，如今只有从零散于一些县市的传统工艺中，方能管窥其一斑。

　　刻木印制“冥纸”

　　留存雕版工艺

　　在蕉城区霍童镇邑坂村，有一种流传已千百年的习俗，每逢七月中元节祭祖时，当地人焚烧纸钱时，要附上印有一段佛经的草纸。据说附上这样的“冥纸”，才能让受祭者顺利“收到”。村中一家纸店内，年近七旬的林立则师傅，正用毛刷蘸上墨，均匀地涂刷在一块雕刻着反字的木印版上，再用一张张黄草纸蒙上版，用那双粗糙的大手向两边一抹，再用一把棕刷在纸上来回拂刷，最后用力适中地揭下草纸，一张印着佛经的“冥纸”便印制完成。

　　“我们祖上就做这个，传到我已经有几十代了。”林立则印完一叠纸，将纸分成一百张一摞打包，然后将木刻版小心地整理好，收进一个木箱里。“这里面是全副家当，平时要锁好，有用的时候才拿出来!”箱子里除大大小小的木刻版，还有一套平口、斜口、尖口的凿刻，另有一方磨石、一柄木锤。据他介绍，雕版材料主要是选用纹理较细的木材，如枣木、梨木、梓木、黄杨木等。至于选用哪一种木材做雕版，一般是要根据印刷品的精细程度，再选用硬度不同的木材。雕版印刷的流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要雕刻的内容写在一张纸上，然后趁墨迹未干，将写好的纸稿反贴于预先准备好的木板表面，给予一定的压力，使文字或图像呈反向转移到木板上，再用凿刻按照墨迹轮廓雕成反向凸起的文字或图像，校正无误后就可进入下一道工序;其次用刷子沾上油墨均匀地涂布在印版的表面;最后在刷好油墨的印版表面覆盖上一张纸张，用干净的刷子轻轻地拍打整个纸面，揭下纸张之后便完成了一次印刷。然后重复第二、第三两个过程，从而完成大批量的印刷品。

　　支提古刹木刻

　　版藏千年悬疑

　　近年，在蕉城区千年古刹支提寺发现的明代木刻《支提寺全图》，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这块高2.25米，宽0.75米的木刻版厚0.045米。正面为雕版反字与图刻，占整个雕版中上部的三分之二，其间有“尊宿澄鉴荷南宋荥封于嘉定迨我”、“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N位泽被九流”、“仁孝皇太后体坤德以资他恩隆三宝”、“圣像铸千尊”、“内官郑和送”等字样。

　　市方志委副主任、建文帝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对此进行长期考证后，对文字这样解释道，“大约在永乐五年七月前，明成祖徐皇后下旨给支提寺(即当时的华藏寺)，捐赠千尊铁铸佛像。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去世。同年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受徐皇后临终之托，护送千尊佛像到宁德霍童支提寺。”据介绍，早期的雕版印刷工艺十分简陋，一般只是单页小型的印刷品，如一首诗，一幅图画等，后来随着雕版印刷工艺水平的提高，才出现了《支提寺全图》这样能印刷大篇幅的印刷品的木刻版。在印刷品的版式方面，也是随着印刷工艺的提高而不断改进的。初期的印刷品也是单页的形式，版式也不固定，这时的版式主要是上图下文，版面呈矩形，符合黄金分割比例。后来出现的印刷品，虽然是整部书或整卷佛经，但仍采用写本的卷轴装帧形式，除高度统一外，在宽度方向比较随意，一般以单张纸的宽度为准。到了唐代后期由于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和册页等书籍装帧形式，版面的形式也就因此而得到了统一。

　　其他县市所珍藏的木雕版还有，周宁鲤鱼溪畔的郑氏宗祠，刻有翁亚春、魏敬中、萨镇冰等名人笔迹。历代祖牌雕刻精巧，保存完好;清末，福鼎陈鹏修率诸子镂版刻字，刻书100余种，积版数屋，除刻古卷书籍外，还刻《红楼梦》、《水浒传》、《天庙论》及译文小说等，不下千册。

　　雕版刻字易掌握

　　与活字印刷并进

　　雕版印刷的“雕版”在我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最为常见的有“镂版”、“刻版”、“刊版”、“墨版”、“椠版”、“梓版”等。其中“椠”是延用了古代片牍的名称;而“梓”则是因为梓木是雕版印刷中的重要材料而得名。雕版印刷有时也称“付椠”、“付梓”或“梓行”、“刊行”等。在“版”字方面，在古代的出版、印刷的文献中，往往是“版”、“板”通用，而较多的则是运用“板”字。到了清代，在出版、印刷的著作中，才普遍使用“版”字。

　　到了北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我国的毕N发明了泥活字印刷版，将印刷工艺改进并几乎一直保持到电脑排版之前，延续了近两千年的时光跨度。然而颇有些研究价值的是，此后雕版印刷工艺并没有直接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活字印刷并驾齐驱，甚至在铅活字版不再领衔印刷行业之后，其仍在一些地方顽强地存在着，这不能不令人对这种特有的现象感到惊奇。

　　考古学家们在明清史料中发现，活字印刷术并非我们后人所想像的那样优越于雕版印刷。坊间本与私刻本对于雕版的偏好，与其说是制度原因，还不如说是明清时代的人们，通过理性的成本比较后而做出的选择。一是因为汉字本身的巨大数量与排序的复杂，使得雕版印刷的成本与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 要远远低于活字印刷。对一个传统的雕版刻手而言，识字不识字都不影响他的雕版活计，因为汉字的图形文字使得工匠们可以将刻字与识字的两个过程分离开来，所以培训一个刻手的成本并不高。他们一般是家传数代，累世为业。而一旦变雕版为活字，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就会有个变化，这时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刻字的工匠，而且还是一个识字、懂得排校的工匠，培训成本会高于一个雕版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