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纳税人的钱支持的科学研究所产出的论文，在商业出版社的收费模式下并不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现状合理吗？为什么科学家抗议大型出版商的活动愈演愈烈？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的联合创建人迈克尔•艾森（Michael Eisen）认为，传统的科技出版模式正成为科学发展的阻碍，该抛弃了。

　　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倡导者们和传统科学期刊出版商们之间的战争延续了十余年，如今进入了关键阶段。

　　85%已出版的论文都锁在付费墙的后面，只有从属于大学和大型研究机构的人员才能获得这些论文。而与此同时，那些内容可以免费获取的新型期刊正飞速成长。目前政府也在致力于让所有的有政府赞助的科学和医学研究成果都能让所有人获得，尽管业界以立法做后盾试图阻止这些举措，但这一努力的规模仍在扩大。

　　由于深陷困局，传统出版商为此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公关活动。他们强调自己在监管同行评议和编辑选择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为作品带来了附加价值，以此证明其商业惯例做法的合理性。他们辩称，向使用他们的内容的读者收费是他们可以收回成本的唯一方式。

　　这一论断引起了许多利益相关团体的共鸣。大多数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同行评议，他们相信这是论文质量的保障。他们也十分看重学术论文按照受众类型和学术价值进行分类，这在决定谁将在科学界有所建树上起到关键性作用。与之对应，公众也重视同行评议流程，他们也认定这一流程决定了哪些科研成果是值得信赖的。

　　然而，由于多数评审人和编辑并非专职，他们只是在贡献自己的业余时间，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附加价值”论断的真正问题在于价值是一个要进行平衡、折算的命题。要计算传统的科学出版流程所带来的实际价值，就要与其商业模式所带来的价值损失相比较。

　　这其中最明显的成本是资金投入。科学、技术和医学类（STM）出版商每年要花费将近100亿美元。这些成本中的一部分用于为编辑和生产制作的员工支付薪水以及必要的出版流程支出。但还有许多的钱都被浪费在向期刊订阅者宣传推广以及管理访问平台上了。

　　在数字传播时代，试图维护一万余种不同的期刊是极其低效的。期刊订阅也是具有垄断性的。如果你认为某种期刊的某篇论文要价太高了，你也不能货比三家选择更好的交易对象（论文是不可替换的）。数十年来，出版商们就钻了这样的空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了期刊订阅价格，尽管事实上他们最大的成本——印刷和分销——已经几乎为零了。行业内最大的学术期刊出版商爱思唯尔公布了其去年的利润总额超过20亿美元，这绝非偶然。

　　但这不仅仅和钱有关。就算我们每年仅需支付1美元，我们也仍是在做一桩不理想的生意。因为无论同行评议流程所附加的价值有多少，其也很难弥补传统学术出版模式阻碍科学进步的无数种做法所带来的损失。

　　在一篇阐述了某个新观点、新方法或者观察结果的论文假借“同行评议”的名义耗费数月从一个期刊被推到另一个期刊时，一个或许会对将来某个重要进步有所贡献的新发现也会因此推迟数月才能公之于众。

　　另外，使用限制也是传统出版模式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关键原因所在。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们，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没有获得学术文献的综合入口。试想，正因为这些研究者无法充分地获知他们的同行所正在从事的研究，导致了有许多成果从未被发现。

　　像PLoS和BioMed 一类的开放存取出版商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完全有可能通过允许用户即刻、免费使用他们所出版的内容的出版模式来运作起一桩兴荣的生意。他们出版的许多期刊（例如PLoS ONE和大多数的BMC期刊）仅仅对投稿作品的技术水平进行评估。而许多同行评议类期刊则要经过传统的同行评议和编辑选择流程。这样一来，这些期刊仅会出版那些他们认为非常有价值的论文，他们不可避免地就会延迟那些被他们认为学术价值不高的论文的出版。

　　要创建一个能最好地服务于研究者、医护人员、教师和公众的科学出版体系，我们就必须将出版和评估的流程分离开。经过初步甄筛的研究成果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让科学家和公众获得。在它们出版之后（而不是之前），再由那些志愿的评审人和编辑评定这些文章的重要性，以及按受众进行分类。

　　这么做在一开始可能会出些差错，有些混乱。但我们必须舍弃一些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惯做法。上个世纪，科学家们为研究像天花和小儿麻痹症一类的病毒而费尽心力，为人类登上月球和人类基因组测序呕心沥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也能创建一个新体系，用来交流和评估我们的新观点和新发现，并找到真正的附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