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舟是北京印刷协会的创始人，历任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理事大会理事长。

　　陈平舟1918年10月出生，广东省南海县人。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平舟从事出版印刷工作五十多年，为我国的出版印刷事业，特别是北京的出版印刷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9年，陈平舟在晋察冀日报社做出版印刷工作。建国初期，先后任中央出版总署出版局科长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外文印刷厂的领导。1955年12月至1972年11月在中央文化部出版局、北京市文化局任印刷处副处长、处长，兼印刷公司经理。1972年至1978年9月在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任印刷组副组长。1979年5月至1983年7月在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任副局长。1983年7月至1986年11月退居二线，改任顾问。1986年11月离休。

　　1950年，他在中央出版总署参与规划并领导了中国最大的印刷厂——北京新华印刷厂新厂房的建设。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他为印刷业的科研、教育、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印刷技术协会，并连续担任三届理事长。他还是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一至三届副理事长、北京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职业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陈平舟1989年获得北京市印刷进步奖，1991年被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授予中国印刷业的最高奖项——国家毕N奖。

　　陈平舟2009年3月去世，享年91岁。

　　2011年，北京印刷协会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7月29日，协会邀请与陈平舟共事多年的历届协会老领导、老同志在中国印刷公司数码印刷中心聚会，一起回顾了出版印刷业老前辈陈平舟光荣的一生。

北京印刷协会会议现场

　　第七届北京印刷协会理事长任玉成（原北京印刷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老领导、老同志有佟庆福（  ）、张平安（原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原协会秘书长）、孟昭恒（原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科技处处长、协会    ）、王月军（原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教育处处长、协会    ）、冯长明（原北京印刷协会副秘书长）。

　　北京印协副秘书长张仲元、刘木兴参加了座谈。

　　张平安、孟昭恒、冯长明讲述了当初协会定名的经过。[next]

　　陈平舟对协会的定名很认真，组织有关人员讨论了很长时间。当时协会归口科委管理，有个人会员，一般要求技术人员参加，所以有人主张叫学会。科委要求协会的区域名称中应有“市”，但陈平舟始终不同意。可以看出，虽然定名为北京印刷技术协会，陈平舟始终着眼于协会的行业性，协会的工作要涵盖整个北京地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口、各部门。

　　任玉成是历届协会领导中与陈平舟共事最紧密的，对这位革命老前辈和业界老前辈始终心怀敬意。

　　他说，我刚参加工作进新华印刷厂，陈平舟说，你们是新华厂第一批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要好好干。

　　文革期间，我是出版局印刷组组长，他恢复工作后是副组长。当时“抓革命，促生产”，采取恢复生产、抓技术、抓指标、开展劳动竞赛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他的想法，但当时“批林、批孔、批儒”，他不能直接讲。如果他讲了，人家会说这是“儒家”思想。我就替他讲，我在公开场合讲的话，都是他的思想，但人家就说这是“法家”思想。

　　陈老非常关注企业的技术进步。1981年我到京华印刷厂的前身北京印刷九厂任职，当时还是个最破旧的社会零散印件厂。陈老帮我找钱搞技改。以后京华印刷厂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安全印务领域的强势企业。

　　佟庆福是在多届理事会抓技术工作的老前辈，对北京印刷业的的技术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陈平舟强烈的事业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老陈抓经济、抓管理、抓指标、抓核算、讲效益的意识非常突出，这在当时的干部中是少有的。

　　新华厂有个全国新华厂管理处，就是他抓的。新华厂还有个厂际竞赛办公室，也是他抓的，这项工作不仅涉及到市属印刷厂，也包括了北京地区所有印刷厂。他把整个印刷行业都当成他的事业。为此，在文革期间还批他有野心。但恢复工作后，在文化局印刷处时，他依然如此，把印刷当成整体来抓。

　　任玉成补充说，作为革命老前辈、业界老前辈，他的事业心非常强。北京印刷技术协会更名为北京印刷协会，突出协会的行业性质，也是陈老的意见。

　　张平安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在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主抓科研、技术和教育工作。

　　他说，老陈非常重视技术进步。我是1961年到北京的，老陈问我想到哪里。我说去工厂。老陈说都是些小厂。我说就去新华吧。老陈说现在新华不归我们管。结果去了印刷机械修配厂。

　　后来老陈觉得这个厂名不好，让改名。我说就叫制造厂。老陈说不行，有个人机。结果去掉了修配二字，更名为北京市印刷机械厂。

　　技术进步是老陈脑子里不停琢磨的事情。

　　我刚到北京还是个小孩，日本人来推广胶印机，他让我与其接触。以后我出了一本书，叫《胶印机故障处理》，以后就有胶印机了。

　　1983年，老陈让我搞新设备，我和老孟去上海考察了照排机。

　　后来他又让我们搞了烫金机，成了工厂的赚钱产品。

　　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是他一手创建的。与58中联办北京市印刷学校也是他操办的。[next]

　　他离休后还对我说，不能让研究所散了，不能让学校垮了，要加强技术进步。

　　王月军曾任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教育处处长、机关党委书记，是业界资历较长的老同志。陈平舟重才、认真和对事业发展的执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我1950年就认识老陈，他是总署出版局的，与老陈打交道是从1989年开始。

　　老陈给我的印象是重才和认真。一般人都觉得在他手底下不好干，因为他最不爱听“大概”、“可能”这些字眼。部下不经过认真准备，是不敢去汇报工作的。

　　前期搞了一个印刷学校，后来条件实在不行，又和教育部门联办了58中。

　　文革期间学生打他，文革后还是要搞教育。这份执着令业内人士十分敬佩。

　　文革时批他唯生产力。文革后他说，我确实是唯生产力。

　　筹建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条件不是很完善的，但他的决心很大。作为当时已经六十岁的人，筹谋事业发展的这份执着，真可以叫做痴心不改。

　　老陈的工作始终着眼于整个行业的全面发展，他是全行业的奠基人。

　　孟昭恒长期以来从事印刷专业教育和技术工作。陈平舟重视科技、重视教育、重视人才以及大魄力、大格局的行事风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我是1962年3月从上海印校调回北京的，在老陈领导下干了三十年。

　　老陈为人正直，重视人才。

　　文革中给他加了两个“罪名”。

　　“罪名”之一是邓拓死党。他与邓拓有过接触，但邓拓并不是他的领导，他认为邓拓是个人才。

　　“罪名”之二是重用历史上有“问题”的人。1965年印刷公司成立美术设计室，招了一些有美术特长的人，用了一些右派。老陈还要让我成立一个研究室，但是没有搞成，如果搞成了，里面也有几个所谓有问题的人。

　　老陈工作非常认真，不容别人糊弄。了解不透的事，绝对不能说。汇报工作能让他听进去、感性趣，是非常不容易的。

　　老陈审阅下面送上的文字材料，有时可以叫做十分挑剔，甚至修改得看不出原来的摸样。

　　老陈非常反感只说不干，重点工作事必亲躬。

　　让我主抓印刷二厂建立电分车间工作，要求一个星期必须下去两次，实际上有些具体工作他已十分清楚。

　　老陈非常讲究实际，绣拳花腿的工作作风在他那里是绝对行不通的。

　　文革后企业建章立制，我参与了操作规程的制订。他把苏联的章程往桌子上一扔，说这个你们可以不看，搞有用的，搞我们自己的。

　　老陈不仅为人正直，为人还十分厚道。对他一手操办的印校学生，即便在文革中打过他，只要有才能，在使用上从来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