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书何为”：纸书的气味和触觉不可取代、无法复制

　　随着数字数代的到来，碎片化、便捷式的电子阅读亦铺天盖地而来，为大众构建起了新的阅读方式，而与此同时，纸书的发展空间却日益被挤压得愈发狭窄。为了撑起纸书的一片天空，上海译文出版社瞄准小众定位，推出了全新的图书系列——译文插图珍藏系列，为纸质阅读再献一份力量。

 

　　11月30日，在上海南京西路的科勒体验中心，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室主任、资深文学编辑冯涛，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张志全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技术编辑朱奇就“数字时代纸书何为”这一话题进行探讨。三位嘉宾从作品内核、装帧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鉴赏译文插图珍藏系列丛书。

 

　　今年是著名翻译家傅惟慈逝世五周年，《月亮和六便士》是他流传极广的代表译作，备受读者推崇。上海译文出版社为此特意推出两千册插图珍藏本《月亮和六便士》，每一本除唯一的编号以外，还加盖傅惟慈印章，堪称“限量编号钤印本”。

 

　　《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国著名作家、“故事圣手”毛姆极其重要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中的英国画家是以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为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原本是位成功的证券经纪人，人届中年后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并最终选择弃绝文明世界，远遁到南太平洋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在那里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令后世震惊的艺术杰作。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情世故的怪才的人生际遇，毛姆深入探讨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以及艺术家与社会、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作用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重新设计这本经典读物的过程中注入了大量心血。首先，对封面设计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讨论。一般封面设计的切入点要么是书名、故事情节，要么是根据设计师自己的意见。而张志全则直言：“我们这本书就要跟人家不一样！”由于本书是书籍而不是画册，无法用一张高更的画放在封面，但其又跟后印象派有关系，因此定位为比较靓丽的橘色封面，背景则全是房子。

 

　　然而，本书的惊艳之处并不在于封面，而在于插图。书中插图选自高更的原画，并尽量调至原著的颜色，印在一张油画布机理般的艺术纸上，然后再一张一张贴进去。“这样非常有手工感、有温度，感觉非常显亮，每一本都是独一无二的。”张志全感叹道。

 

　　本书的主色基调为何是橙色？冯涛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作品的主人公最后到了一个热带海岛——塔希提岛才找到他真正的艺术理想。那种艺术理想是绚烂至极的，高更的画也是这种感觉，所以他一定是热烈奔放的、生命力洋溢的。而我们要找到那种有着非常蓬勃，甚至非常野蛮生长感觉的热带色调。”

 

　　此外，由于本书采用了过脊式的精装，制作难度就大幅度提高了。书壳要走两遍机器，这就意味着装帧的精确度必须非常高，就一般的工序而言，许多工厂是做不到如此精确的，这也导致了译文出版社在寻找承印的工厂时困难重重。

 

　　面对这一困难，冯涛认为这关乎于态度的问题，即国人缺乏对高精准、高标准的追求，在很多方面都大而化之、用“差不多就行了”来搪塞。“在德国、日本的印厂里面，前期、后刀可以提这么高的要求，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但是到我们这边就成了一个笑话了。”他直言道。

 

　　在图书市场上，除去别的出版社，译文出版社就有四、五种版本的《月亮和六便士》，那么译文出版社为何仍要推出这套《月亮和六便士》插图珍藏本呢？冯涛表示，做这套插图珍藏本的初衷就是想给有这个雅癖的同行来收藏的。“它不是一个大众的书，它是小众中的小众。像交响乐、芭蕾、现代舞一样的，它的观众和读者不会太多，但是一旦有这样爱好的读者，我们也是会满足这个要求的。此外，我们译文社的产品可以满足各层次读者的要求。同时，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讲，我们的工艺、技术放到国际上都是一流的。”

 

　　与《月亮和六便士》一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草叶集：惠特曼诞辰200周年纪念版诗全集》插图珍藏版诗集同样是致敬经典，不过此次纪念的是惠特曼诞辰200周年。这本书复刻了1855年惠特曼亲自设计的草叶集初版封面，这也意味着要把书名“绣出来”。

 

　　《草叶集》是一部奇书，从内容到形式都颠覆了在它之前美国诗人们遵循的欧洲诗歌的创作模式，而且是有意识的颠覆。尽管它从问世至今饱受争议褒贬，但却被尊崇为地道的美国诗歌的诞生标志，是19世纪世界文学史中最重要的诗集之一。书的内容如此浩繁，从中史学家看到了19世纪的美国历史，思想家看到了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美国式表达，哲学家看到了万物皆有灵和灵魂不朽的信念，旅行者看到了美国野性旷莽的自然风光和壮丽沸腾的城市景象，青年人读出了对肉体和性的赞美，老年人看到了对死亡的坦然无惧……可以说，惠特曼在美国与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制作本书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当时朱奇听到责编要把书名“绣”出来时，就抱着怀疑的态度。但随即，他心一横便下定决心：“既然人家绣得出来，我们就绣得出来，况且人家是19世纪做的！”然而，他意想不到的是，“绣书名”的最大难点在于胶版纸没有张力、非常的脆，所以在每次绣的时候，线脚都会破。幸好出版社在江阴找到的一家工厂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家工厂用无纺布的布料做书壳，“绣书名”也不再是一座“跨不过去的大山”。

 

　　从做矢量图到找工厂定制，每一步都困难不断，必须小心翼翼才能迈出去。冯涛说：“我们毫不客气地讲，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就是在书上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工艺，我们是从零开始试的，其中有好几次的试错。”

 

　　翻开这本古朴精美、别具匠心的布面刺绣烫印封面，书里还配有120幅美国插画大师罗克韦尔•肯特亲笔画作，诗画合璧，相得益彰。此外，译者邹仲之又对之前的译稿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与打磨，使得这个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备受好评的译本更趋完美。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的扛鼎之作，也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长河小说”。这部鸿篇巨制通过主人公一生经历去反映现实社会一系列矛盾冲突，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奋斗的一生，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达到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罗曼·罗兰凭借《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荣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此次《约翰·克利斯朵夫》典藏版的制作过程却不像这部小说所获的成就那样风光。因为书中的插图来源于一位老译者收藏的海内孤本，但由于这一孤本易碎而无法压在扫描仪上，只能用相机微距一张一张地拍出来。“这个花了很多功夫，这本书封面设计灵感来自明信片，卖点还是在于里面的插图，每三张面就是一张插图，有点连环画的感觉，又有电影的感觉。”张志全说。

 

　　这套《约翰·克利斯朵夫》采用竹节装的装帧形式，竹节装是西方非常经典的一种装帧形式，一开始采用它其实不是美观的原因，而是因为竹节能起保护里面穿线的作用。但由于国内的一般都是线装书，因此能制作竹节装的工厂经验有限，出版社最终花了许多功夫、大价钱才将其制作而成。“这套书整体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也算我们珍藏本的开山之作。”朱奇评价道。

 

　　时代变迁，做纸书的初衷仍未褪却

 

　　已经步入数字时代的我们，为何依旧要做纸书？冯涛借用清代词人项鸿祚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来回应。“做纸书就是想做一个不可取代的、无法复制的东西”，人生苦短，总须有些值得让你活下去的小趣味和小追求。

 

　　冯涛不喜电子书，更偏爱纸书。“可能因为上了年纪，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阅读体验，它不能给我气味、触觉以及纸书的感觉。”

 

　　提及上海译文出版社时，冯涛十分开心。“译文出版社是国内比较少靠卖文学书能够赚钱的出版社，大部分出版社都是靠教材、教辅来支撑的，因此我们也挺以此自傲的。我也希望在目前有点条件的情况下，多去尝试。”

 

　　明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制作《荷马史诗》、巴尔扎克的《幻灭》、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书籍的插画珍藏本。“我们做的这个‘纸书何为’以及新的插画珍藏本只是一个开端，还有更多需要提到日程上的新创意、新选题。”朱奇欣喜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