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业界期待的“童书大时代”正徐徐前来的呼声下，与国际接轨成为中国少儿出版向世界展示发展活力的重要方式：从版权合作“牛刀小试”到一场展会输出版权800余种；从上世纪90年代引进外版畅销书到原创品牌林立；从单向版权引进到国际同步出版、国际合作组稿常态化；从国外出版商入华、创建合资少儿出版机构到国内少儿出版机构走出国门，在欧美市场攻城略地；从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到熊亮、郁蓉、九儿、黑眯等中青年画家不断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从首次组团参加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简称“博洛尼亚童书展”），到作为主宾国大放异彩。少儿出版“走出去”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一代代少儿出版人的自力更生中，进入了发展新纪元。
量的增长，国际童书市场初探
40年来，中国少儿出版的国际化进程，既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其国际地位从边缘化到主流阵营的转身。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沉寂已久的少儿出版带来了一缕暖意：1980年，我国首次组团参加博洛尼亚童书展；1986年，在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加入了被誉为少儿出版界“小联合国”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简称“IBBY”），1991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成立（简称“CBBY”），正式开启了中国少儿出版对外交流的大门。
中国少儿出版参与国际少儿出版市场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就是版权输出。那么在图书品种数量少、品牌影响力尚未打响的40年前，中国少儿出版又是如何试水国际市场的？知名少儿出版人海飞曾在其童书理论著作《童书大时代》中，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称为少儿出版对外开放的初创期。1979年，《宝传》《中国民间故事选》《叶圣陶童话选》等原创童书版权开始输出到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中国成为《世界版权公约》成员国等政策立法的实施，少儿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激增，国际交流也变得频繁。同时，在CBBY的组织下，国内少儿出版机构通过法兰克福书展、博洛尼亚童书展等平台，逐步推动少儿读物“走出去”。截至20世纪末，我国平均每年出版少儿读物1万种，少儿期刊223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少儿出版大国”。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尚未在国际童书市场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多的是扮演学习者和参与者的角色。
2018年9月，张明舟当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成为当选该职务首位中国人
质的变化，在“喝洋奶”中孕育新生
可以说，在经历了初创期和发展期后，国内少儿出版已凝聚成一股向上的力量，蓄势待发。进入21世纪后，少儿出版真正进入了业界所默认的“黄金十年”。迄今为止，少儿出版人对“黄金十年”并没有统一的时间界定，有人认为是指“2004-2013年”，也有人认为是“2002-2011年”。我们且将21世纪的头十年看作童书市场快速生长、少儿出版大国地位真正确立、世界话语权加大的“黄金时代”。
新世纪头一年发生的两件事对中国少儿出版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年，中国展团在博洛尼亚童书展共达成版权协议155项，引进版权124种，版权输出31种。而这一组数字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买空了’国外累积多年的优秀版权”的最大注脚。这次“窥探”，让中国少儿出版人看到：除儿童文学作品外，各类“图画书”已经成为国际儿童读物的新审美标准；设立像博洛尼亚儿童读物大奖一样的创作奖项仍是国内原创培育的“处女地”；此外，以DK为代表的科普读物、各类玩具书、电子书等品类展现出新的活力。同年9月，CBBY申办第30届IBBY年会的申请得到应许，为6年后中国少儿出版得到世界关注埋下一颗大“彩蛋”。
“黄金十年”初期，“丁丁历险记”、“哈利·波特”系列、“鸡皮疙瘩”系列、“冒险小虎队”系列等大批引进版图书的流入，不仅开阔了国内少儿读者的眼界，也让国内少儿出版机构从“拿来主义”中学习到畅销书的打造经验。随着新闻出版“走出去”在2003年被确定为行业改革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少儿出版真正迈开了“走出去”的步伐。
在以时任版协少读工委主任、CBBY主席海飞的带领以及少儿出版人的努力下，第30届IBBY大会在中国澳门召开
2006年9月，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童书专业人士首次齐聚澳门，参加第30届IBBY大会，这次世界少儿出版盛会让中国少儿出版的国际地位持续攀升，甚至为后来国际安徒生奖花落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助力。这一阶段，中国少儿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由“中国加工”到“中国制造”的转变，少儿出版的对外开放也由引进借鉴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互动的新阶段。《中国出版年鉴》所显示的“少儿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从2005年起逐年下降，2015年已经下降至1.9:1”就是最好例证。
初露峥嵘，多元模式共鼓“中国风”
如果说，今年3月中国作为第55届博洛尼亚童书展主宾国在展会上大放异彩，让中国少儿出版人感到扬眉吐气的话，那么，已连续举办5届的上海国际童书展已牵手博洛尼亚童书展主办方的举动，就是西方童书界对中国少儿出版的接纳和“另眼相看”。无论是亚太地区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还是欧美等多个地区，中国少儿出版对外交流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每一个可能产生合作的地方， 而对外合作方式也逐渐从单一产品“走出去”，迈向产品、项目、资本、文化等多种模式并行阶段。
第55届博洛尼亚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展团尽展风采
目前而言，版权输出依然是“走出去”的基本形式，中国少儿图书版权输出的品种越来越多，举例来说，仅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简称“中少总社”）一社去年版权输出项目就达418项，较5年前增长了10倍。
而项目“走出去”既可“独立成章”，也可成为探索其他“走出去”模式的基石。在2015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浙少社”）收购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NFP）之前，浙少社出版的“花婆婆方素珍·原创绘本馆”收录了新前沿出版社的《爱书的孩子》，最终通过版权输入实现了资本输出。随着中外交流愈加频繁，项目“走出去”的优势愈加明显，能使中外双方在项目合作中取长补短。同时，中国出版与国际出版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通过海外组稿、合作出版的方式，更好地实现了资源的互通。该社在2017年博洛尼亚童书展期间正式启动大型国际合作出版项目“美丽童年国际儿童小说书系”，目前已出版第一部作品《十四岁的旅行》。
基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壮大、国际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企业自身经营实力的增强，许多实力强劲的少儿出版社通过资本“走出去”的方式打开海外出版市场的大门，以海外并购或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两种形式为主。比如，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贝鲁特成立的时代未来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接力出版社的埃及分社、明天出版社的英国伦敦月光出版社（合资）、浙少社的新前沿出版社欧洲公司。
少儿出版“走出去”的核心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基于此前提，当前愈加开放的国际合作机制为文化“走出去”助力。国际合作不能局限在建立国外分支机构方面，而是要贯穿出版的全链条，从图书版权发展到数字版权、品牌授权及周边衍生的合作，中少总社近年来对原创图画书“中图外文”“中文外图”形式的探索就是很好的诠释。同时，合作的国家不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合作的地域更加广泛，比如与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东北亚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非洲的埃及等国家的合作逐渐增多。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海飞曾在演讲中多次强调，“大凡伟大的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都会带来一个欣欣向荣的文化大时代。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维多利亚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理论诞生于英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奥斯卡、迪士尼等一系列世界级的美式文化品牌，儿童文学及童书出版业进入了以纽伯瑞、凯迪克为标志的多姿多彩的‘美国时代’”。在参与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迎来属于自己的“童书大时代”也并非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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