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江畔的华宝斋要搬家了。这个消息，是记者从浙江省非遗中心主任郭艺的朋友圈里看到的，“石板印刷，民国时期的工业遗存。机械在拆卸中，我们大概是最后的到访者了。”配图是拆得只剩一个架子的石板印刷机。
华宝斋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它却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从造纸、制版、印刷、装订至出版、发行一条龙生产影印线装古籍的纯文化产业集团公司。
于是，在3月7日这个春寒未尽的清晨，我们赶到富春江畔，来听听从民国到现在，运行了近一个世纪的古董机器们的故事。
民国老物件要搬家
工人们拆得很心疼
3月7日一早，我们就赶往华宝斋原址。在导航的指路下，拐上了一条不知名的小路，车窗外掠过的是一片鲜艳明亮的油菜花田，直至看到江边出现一片白墙黛瓦徽派风格的建筑群落时，“华宝斋——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到了。
华宝斋正忙着搬家，园区里堆满了印刷机的零件。
“这些机器都是民国时期的老物件了，因为非常沉，没法整体搬运，必须拆分。一台机器毛估估至少有1000多个零部件，差不多得拆成70、80个组件。”车间主任王辉告诉我，可是机器都有几十年没挪动过了，很多部件都锈死了，根本拧不动，只能硬拆。
“我们的老工人在拆机器的时候都特别心疼，甚至担心重新组装起来，还能不能再正常运行。”王辉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这十台石板印刷机，看上去庞大结实，但零部件的损耗率却相当高，远远高于现代的印刷机，而且如今已经没有厂家会批量生产这种机械的零部件了，以前机械维修所需的所有部件都是专门定制的。
这十台印刷机，都是百年老祖宗级别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华宝斋的创始人蒋放年派了一个名叫史城信的师傅去上海古籍印刷厂学艺，当时上海古籍印刷厂的厂长叫朱天锡，是业内大名如雷贯耳的人物。他传艺给史师傅，后来史师傅学艺归来，就带着石板印刷技术和这批老古董机器，做了华宝斋第一代的车间主任。
王辉一边讲着这段往事，一边指着机器上刻铸着的一排字，上面是“大阪明田铁工所制造”的字样。
这应该就是制造这批机器的原厂。
记者在日本网站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明田铁工所”早已不在，根据相关新闻历史记录推测，这座工厂的存在时间应该是在1887年至1933年，可见就算是最后一批生产的机器，至今也有84岁高龄了。
“我们不确定目前国内还有没有其它地方有这样的老机器，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我们还在坚持用这些老家伙开工印刷。”王辉说。
在印刷车间里，还有三台尚未搬走的石板印刷机，其中一台正在“开工”，印的是佛教典籍。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然而站在机器旁操作的三名女工，却毫不受干扰，摆纸的摆纸，接纸的接纸，加墨的加墨，任何人都无法打扰到她们。
曾“合璧”富春山居图
最遗憾错过金庸
“石板印刷与现代印刷最大的区别是厚重感。”王辉说，“特别是在用于宣纸印刷时，中国汉字一笔一划之间的美感，真的只有传统印刷才能体现出来。”
在华宝斋的陈列室里，我们见到了许多出自这些老古董机器的书：《诗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李太白文集》、《中国版刻图录》、《十竹斋画谱》、《程氏墨苑》、《方氏墨谱》、《金刚经》、《巴金随想录》、南怀瑾《论语别裁》，还有董其昌、赵孟頫、吴昌硕等书画大家的作品。
如果机器有学习能力，那么，这些运行了百年的老机器一定早已博古通今。
王辉说，这些老机器的“功绩”，值得说道的有两件。
一件是2002年，国家正式立项建设一个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这一工程由国家财政部、文化部主持，国家图书馆承办，集中了国内顶尖学者共同参与，通过大规模的复制出版，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古籍善本。工程分为五编进行，自唐迄清分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每编下以经、史、子、集、丛编次。华宝斋负责的就是印刷，两期工程做了近10年。
王辉说，他很怀念那时候十台机器全开，不分昼夜，日夜机声隆隆的情景。
还有一个就是2001年，华宝斋通过汪道涵先生的引荐，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获取了《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扫描文件，并将其与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合璧”印刷。而十年之后，《富春山居图》真的迎来了合璧。
但也不是没有遗憾。
“金庸先生曾经多次造访华宝斋。先生对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对于华宝斋的石板印刷古籍也很有好感。2000年前后，先生曾提出过想要制作一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线装书版。当时大家都很兴奋，版都准备好了，正打算开印，接到了金庸先生的消息，由于版权已被出版社买断，所以无法再交给华宝斋制作。”王辉说，“对于版权意识我们理解，不过，对老机器来说，只能说是一个美好的遗憾。”
我们了解到，华宝斋的搬迁原因，主要是因为城市规划地块的征用，新址位于富阳的工业园区。所以，搬迁后，原本华宝斋的观光项目将会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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