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汪耀华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书摘》杂志主编，曾任上海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科长、总经理助理，《上海新书报》总编辑，创办并主持“书香传媒”系列。编撰出版了《书道》《书街》《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等二十多种书。
差不多在距今三十年之前，我在上海新华书店从事图书宣传工作的时候，为了印制书目、单页征订单乃至通讯录、年历、包书纸、“六一”课程表、书签、塑料袋等图书宣传品，曾经到过上海市印刷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六厂、十二厂，群众印刷厂，中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美术印刷厂，青年报印刷厂，文汇报印刷厂，解放日报印刷厂，纺织局印刷厂以及扬中印刷厂等，我可能是新华书店员工中到过印刷厂数量最多的一个。因为留存着二本练习簿，记录着当年的宣传费开支，包括刊登广告、放映电影等，给我回想提供了支持。
一
现在年龄在50至80岁的读书人，大都知晓当年由上海新华书店编印的《每月新书》，它是一份像《新民晚报》整版大小（八开）双面印刷，提供当月由上海新华书店进货销售的文史、文学、文教等图书的目录，每期印刷1万份，通过分布全市的新华书店门市部供读者索取，也作为包书纸赠送读者。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传递资讯、图书供应渠道单一的年代，期盼、索取、阅读《每月新书》是很多读书人聊以备查或据此寻书的依据。《每月新书》是由前辈桑静老师开始主持编印，我是接班人。
当时，我的日常工作是拿着由旧年画纸裁剪的16开报告纸到市店供应科从社科、文艺、文教组业务人员的进货记录簿中抄写书目，发现重点书或可能有歧义的书还得根据“一书一卡”从进发卡片中粘贴着的“内容介绍”填写提要，这些卡片都放在双人办公桌边类似床头柜大小的抽屉里，我就坐在不知哪年就有的小凳子上根据四角号码查找卡片撰写一句话书讯、内容提要，然后以出版社为序将书目剪贴编号，每期开设“书市徜徉”类目每期写上300字的短文，送印刷厂排印。可能“文革”时期出版的年画太多、“文革”结束后积压太多就被裁切使用（单面）了很多年。好像当时颁发的业务文件常用这种纸，那是为节约。
二
《每月新书》是在市印六厂印刷的，先是由桑老师带着去了几次，我一般会稍早吃过中饭就在江西路福州路市府医务室门口坐17路到顺昌路下，走几分钟即到这家坐落在弄堂里的厂家，把稿件交给生产科业务员即可回来。那时的业务员已经是宋师傅了，年纪比我稍大，常常笑嘻嘻的，态度也好。通常过两三天就会有电话来说排好了，我就去取校样。起初，原稿和校样是从生产科取的，熟悉后就直接到排字间拿了。
开始的五六年，这个排字间是我每月都去两三次的地方，房间显得很陈旧，因为只是排些零印表格、单据、文本，场地也不大。市印六厂曾经是上海合作社印刷厂，以胶印为主。在那里，我遇到了吕师傅，当时他负责排字间工作，是一位思路清晰、动作熟练、乐于助人的老人，只要由他亲自排版，我就会很轻松，因为他会直接排成版面由我校对，字盘上缺的字也会马上通知同事浇字，如此，文字或多或少在初校时就可以调整了。我校对后再到车间等着改好取回，再复核后送回付印。等到印好就由市店后勤组派车运回，派的车先是一辆三轮汽车（也称乌龟壳），后来是丰田客货两用车，我随车运回市店后由秘书科大吴师傅按照分发单或交换或付邮分发区县书店或单位个人。
吕师傅会有电话托我找一本书之类，我也会尽力。只是，当年忙于杂事，未曾很好地维护与吕师傅、宋师傅等的关系。因为我是桑老师的徒弟、新华书店的人，是可以不填会客单就进厂的，可以在食堂就餐，甚至在厂内随意穿梭的客户。在这里，我享受了四折优惠的《三希堂法帖》、《篆文大观》等书。当年，从出版社买书一般是七折，从厂里买的四折书归入“残次品”。不过，由厂里质检过的“残次品”在我等眼中实在是又便宜又好了。
市印六厂顺昌路路口有一家泰康食品厂门市部，常常有碎“华夫”饼干当场称份量出售，可能是名牌、新鲜加上便宜，我曾多次受书店老同志委托代买，同事会很高兴付钱收货，而且，上班时是不便谈论这些事的，只能等工间操时悄悄地“交易”。
我那个练习簿上记着：1982年6月，《每月新书》印制10041张，排印代料共计224元。1985年1月，市店派不出车去运回《每月新书》，我就先坐公交车前往再叫出租，机动三轮车车费0.8元。1988年12月，在六厂印制《每月新书》8200份，工价574.00元。
三
在编《每月新书》的同时，受到各方面的鼓励就开始编印专题书目，譬如与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合编《管理书目》、与上海音乐书店合编《音乐书目》、与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合编《文史哲学术书目》、与艺术书店合编《艺术书目》、与上海省版书店合编《省版书目》、与教育书店合编《教育书目》、与上海工具书店合编《工具书目》等等，当时，上海的专业书店是全国同行的榜样，这些书目更是各地读者按图索骥的信息源。编印这些书目，从抄书目、写简介到排印、交货都得到了这些书店的鼓励。
控江路上的市印三厂，现在已是一片废墟正在平整土地，可能是被置换了。那时，与六厂相比三厂那就很气魄了，生产科贾科长和承接零件业务的小李都很随意。因为是大厂，书目的排字只要稍为安排一下挤挤就可以了，安排印刷就有点麻烦，但好像也没有耽搁过。三厂是我们发行二科陈丽贞老师介绍的，是印《省版书目》。1983年3月（第二期）印了15000张（小五号横二面），总价317.13元。市印三厂是铅、胶印全能厂，也是国内重点书刊印刷厂，当时是《辞海》缩印本的指定印刷厂，我“开后门”从厂里买了多本四折《辞海》。这是大书，如果是单本小册子，我提出要，贾科长都会免费送我。生产科在午休时间的陆战棋四国大战是很有看点的，人多嘴杂，下棋的人会不由自主，我难得上场，既是陌生而且站在旁边指点江山更有趣，其实，我下棋功夫是从小在弄堂的路灯下练成的。
记忆之中，我最早参观的印刷厂是中华印刷厂。但是，与其发生业务却是2004年7月为一本《书展》的印制，承潘厂长的全力支持。当然，潘厂长是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领导顾行伟的“面子”。中华厂当初在澳门路时有个中华书局陈列室。
为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征订书目等，我去过群众印刷厂、广播事业局印刷所、上海工人报印刷厂等。我去总工会地下室的上海工人报印刷厂排印书目，是承该报总编闵孝思的关照。后来，闵总负责上海政协报时，还吸纳我做了通讯员。
我到过威海路的照相制版厂很多次，先是为书目的一些小图案做锌版，后来是照相排字。1983年到厂里做“庆祝六一”塑料袋锌版2块，396平方厘米（单价0.04元），合计17.84元，隔天取货。威海路路口有个街心花园，曾经是路人聚集议政的地方，偶尔，我会停步聆听一会儿。因为从市店到那里，49路公交车没几站，基本不误事。
我去扬中印刷厂是1984年为上海新华书店建店三十五周年、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成立三十周年而赶印一本纪念册。之前，不知道扬中和扬中印刷厂，等到跋涉到达后，看见是一家破旧的印刷厂，无奈之情一直留到了现在。在那里住了一天，厂长客气，派了两人陪我一起吃晚饭，主菜是大闸蟹，是用洗脸盆装的……
1999年之后，我去过昆山亭林印刷厂多次，这是“书香系列”策划出版图书时的定点印刷厂。当时选厂时我要求印制工价要比上海同行下浮百分之十，最后通过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科推荐而选定这家厂。我是这家厂的阶段性主顾，有几年，我们年销售一千万的图书都是委托这家厂印刷的。这个时候，排字、排版与印刷已经分离了，排字也告别铅字过渡到电脑入录了。如今，我虽然在出版社工作，但几乎已无需直接与印刷厂联系，因出版社已有专职联络人。
印刷业，曾经是上海轻工业的骄傲，经过多年的撤并重组，我曾经涉足的在市区的印刷厂，几乎都从原址消失了。
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工人师傅，因为，我们彼此都努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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