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舟是北京印刷协会的创始人,历任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理事大会理事长。
陈平舟1918年10月出生,广东省南海县人。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平舟从事出版印刷工作五十多年,为我国的出版印刷事业,特别是北京的出版印刷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9年,陈平舟在晋察冀日报社做出版印刷工作。建国初期,先后任中央出版总署出版局科长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外文印刷厂的领导。1955年12月至1972年11月在中央文化部出版局、北京市文化局任印刷处副处长、处长,兼印刷公司经理。1972年至1978年9月在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任印刷组副组长。1979年5月至1983年7月在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任副局长。1983年7月至1986年11月退居二线,改任顾问。1986年11月离休。
1950年,他在中央出版总署参与规划并领导了中国最大的印刷厂——北京新华印刷厂新厂房的建设。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他为印刷业的科研、教育、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印刷技术协会,并连续担任三届理事长。他还是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一至三届副理事长、北京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职业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陈平舟1989年获得北京市印刷进步奖,1991年被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授予中国印刷业的最高奖项——国家毕昇奖。
陈平舟2009年3月去世,享年91岁。
2011年,北京印刷协会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7月29日,协会邀请与陈平舟共事多年的历届协会老领导、老同志在中国印刷公司数码印刷中心聚会,一起回顾了出版印刷业老前辈陈平舟光荣的一生。
北京印刷协会会议现场
第七届北京印刷协会理事长任玉成(原北京印刷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老领导、老同志有佟庆福( )、张平安(原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原协会秘书长)、孟昭恒(原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科技处处长、协会 )、王月军(原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教育处处长、协会 )、冯长明(原北京印刷协会副秘书长)。
北京印协副秘书长张仲元、刘木兴参加了座谈。
张平安、孟昭恒、冯长明讲述了当初协会定名的经过。[next]
陈平舟对协会的定名很认真,组织有关人员讨论了很长时间。当时协会归口科委管理,有个人会员,一般要求技术人员参加,所以有人主张叫学会。科委要求协会的区域名称中应有“市”,但陈平舟始终不同意。可以看出,虽然定名为北京印刷技术协会,陈平舟始终着眼于协会的行业性,协会的工作要涵盖整个北京地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口、各部门。
任玉成是历届协会领导中与陈平舟共事最紧密的,对这位革命老前辈和业界老前辈始终心怀敬意。
他说,我刚参加工作进新华印刷厂,陈平舟说,你们是新华厂第一批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要好好干。
文革期间,我是出版局印刷组组长,他恢复工作后是副组长。当时“抓革命,促生产”,采取恢复生产、抓技术、抓指标、开展劳动竞赛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他的想法,但当时“批林、批孔、批儒”,他不能直接讲。如果他讲了,人家会说这是“儒家”思想。我就替他讲,我在公开场合讲的话,都是他的思想,但人家就说这是“法家”思想。
陈老非常关注企业的技术进步。1981年我到京华印刷厂的前身北京印刷九厂任职,当时还是个最破旧的社会零散印件厂。陈老帮我找钱搞技改。以后京华印刷厂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安全印务领域的强势企业。
佟庆福是在多届理事会抓技术工作的老前辈,对北京印刷业的的技术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陈平舟强烈的事业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老陈抓经济、抓管理、抓指标、抓核算、讲效益的意识非常突出,这在当时的干部中是少有的。
新华厂有个全国新华厂管理处,就是他抓的。新华厂还有个厂际竞赛办公室,也是他抓的,这项工作不仅涉及到市属印刷厂,也包括了北京地区所有印刷厂。他把整个印刷行业都当成他的事业。为此,在文革期间还批他有野心。但恢复工作后,在文化局印刷处时,他依然如此,把印刷当成整体来抓。
任玉成补充说,作为革命老前辈、业界老前辈,他的事业心非常强。北京印刷技术协会更名为北京印刷协会,突出协会的行业性质,也是陈老的意见。
张平安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在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主抓科研、技术和教育工作。
他说,老陈非常重视技术进步。我是1961年到北京的,老陈问我想到哪里。我说去工厂。老陈说都是些小厂。我说就去新华吧。老陈说现在新华不归我们管。结果去了印刷机械修配厂。
后来老陈觉得这个厂名不好,让改名。我说就叫制造厂。老陈说不行,有个人机。结果去掉了修配二字,更名为北京市印刷机械厂。
技术进步是老陈脑子里不停琢磨的事情。
我刚到北京还是个小孩,日本人来推广胶印机,他让我与其接触。以后我出了一本书,叫《胶印机故障处理》,以后就有胶印机了。
1983年,老陈让我搞新设备,我和老孟去上海考察了照排机。
后来他又让我们搞了烫金机,成了工厂的赚钱产品。
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是他一手创建的。与58中联办北京市印刷学校也是他操办的。[next]
他离休后还对我说,不能让研究所散了,不能让学校垮了,要加强技术进步。
王月军曾任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教育处处长、机关党委书记,是业界资历较长的老同志。陈平舟重才、认真和对事业发展的执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我1950年就认识老陈,他是总署出版局的,与老陈打交道是从1989年开始。
老陈给我的印象是重才和认真。一般人都觉得在他手底下不好干,因为他最不爱听“大概”、“可能”这些字眼。部下不经过认真准备,是不敢去汇报工作的。
前期搞了一个印刷学校,后来条件实在不行,又和教育部门联办了58中。
文革期间学生打他,文革后还是要搞教育。这份执着令业内人士十分敬佩。
文革时批他唯生产力。文革后他说,我确实是唯生产力。
筹建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条件不是很完善的,但他的决心很大。作为当时已经六十岁的人,筹谋事业发展的这份执着,真可以叫做痴心不改。
老陈的工作始终着眼于整个行业的全面发展,他是全行业的奠基人。
孟昭恒长期以来从事印刷专业教育和技术工作。陈平舟重视科技、重视教育、重视人才以及大魄力、大格局的行事风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我是1962年3月从上海印校调回北京的,在老陈领导下干了三十年。
老陈为人正直,重视人才。
文革中给他加了两个“罪名”。
“罪名”之一是邓拓死党。他与邓拓有过接触,但邓拓并不是他的领导,他认为邓拓是个人才。
“罪名”之二是重用历史上有“问题”的人。1965年印刷公司成立美术设计室,招了一些有美术特长的人,用了一些右派。老陈还要让我成立一个研究室,但是没有搞成,如果搞成了,里面也有几个所谓有问题的人。
老陈工作非常认真,不容别人糊弄。了解不透的事,绝对不能说。汇报工作能让他听进去、感性趣,是非常不容易的。
老陈审阅下面送上的文字材料,有时可以叫做十分挑剔,甚至修改得看不出原来的摸样。
老陈非常反感只说不干,重点工作事必亲躬。
让我主抓印刷二厂建立电分车间工作,要求一个星期必须下去两次,实际上有些具体工作他已十分清楚。
老陈非常讲究实际,绣拳花腿的工作作风在他那里是绝对行不通的。
文革后企业建章立制,我参与了操作规程的制订。他把苏联的章程往桌子上一扔,说这个你们可以不看,搞有用的,搞我们自己的。
老陈不仅为人正直,为人还十分厚道。对他一手操办的印校学生,即便在文革中打过他,只要有才能,在使用上从来不受影响。